明军的军事布署既兴奋又紧张，人人都明显感受到那种看不到、摸不着而又的的确确存在的巨大压力。不过，当发动进攻后，城头上前来招呼的敌兵显然不多，而且一击即破。这明显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个版本，难道有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持重的徐达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军队置于险地之中的。
因此，小股先行部队首先出现在大都城头。他们走在结实的条石大道上，却如履薄冰。偌大的京城静寂无声，进城士兵的脚步踏着的是每个人的心跳，气氛凝重而紧张。
城中除了为数不多的跪降敌兵外，皇宫内的宫娥太监全部害怕得远远躲了起来，难得看到人迹，确实异乎寻常。
并未正式交手，这里看起来已是空城一座，如果不是城外候着一个大军团，有谁敢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这么大的敌营里逛？
这时，他们纳闷了。该死的元朝皇帝和官僚都到哪去了？难道在打着埋伏？那真是羊入虎口。
但是，他们的担心无疑是多余的。
大军一克通州，元朝至正皇帝，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元顺帝（顺帝是他死后的庙号，下文统一称他至正皇帝），早已吓破了胆，当天夜里就带着后妃太子及一众达官贵族北逃大漠，直奔上都开平去了。
留下来守城的淮王帖木儿不花及中书左丞相庆童成了牺牲品，只能举城投降。看来，官做大了也不是件好事，职位低的还能跟着皇帝屁股后面逃回去呢。
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基本被推翻了，但北元政权在荒凉的漠北得以继续延续。主角是扮演不成了，市场竞争太激烈，一不小心就掉了价；可是，做个搅局的角儿在接下来的两三百年的历史中还是有不少戏份的。
在演出的时候，进攻大都这一幕的执行导演徐达虽然处处谨慎，但对这一切似乎了然于胸。大都一触即溃，他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洪武帝的线路图对此是有所提示的，它对战局走向的把握竟如此精准。
当然，这种精准的把握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是得益于成功的战略部署。
早在汴梁时，洪武帝已布下处处疑兵。冯胜西夺潼关，元朝守将李思齐、张思道严防死守关中；康茂才挥军北进山西，欲指王保保。
那么，驻扎河南汴梁的大军到底往哪个方向打？这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元朝各省人人自危，自救不暇，难以相互呼应。
此前，洪武帝早已预测：“大军突然急行北进，大都势孤援绝，可不战而克。”虽是预测，但当战局真的往着假设的方向发展，徐达也就早有了心理准备，应对起来自然从容不乱。
明军的战略部署固然胜人一筹，不过元朝自身的防守漏洞百出，这也是其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一国之都会如此轻易地被攻破呢？身为一国之君的元顺帝为什么不调集重兵层层设防、节节阻击呢？
其实，元朝的权力结构和中原汉族政权的并不完全一样。
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从秦朝设丞相开始，削弱相权以加强皇权这一趋势便如影随形，一直伴随其始终。其中唯有一个朝代是例外的，那就是元朝。
从西汉汉武帝建立的中外朝制度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都一直在分散相权。但是，到了元代，走的是一省制的路线，中央大权往往掌握在中书省左右丞相之手。这固然有提高行政效率的用意，不过也给大臣专权埋下了祸根。
同时，还由于它带有蒙古族原来的部落统治的色彩，元朝皇帝的权力远没有历代专制君主的那么大，实权往往掌握在权臣手中。
故而，当大军压境之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至正皇帝无法组织起像样的阻击与防守，而元朝地方势力各自为战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吧，朱元璋真的开创了先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逆向完成了统一大业。不过，惯例的打破其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秦汉、隋唐等强盛时期，黄河流域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人才荟萃，据而有之，当然更利于推进统一。
世易时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改变。早在南宋时，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了由黄河流域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过程。而且，文化重心也亦步亦趋，跟着一起南移。因而，江浙一带被誉为“财赋之地，人文渊薮（意思是人才密集的地方）”。
这个时候，朱元璋凭借南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人才后盾向元朝政府展开有力的攻击，大家想，这是不是更容易点儿？
朱元璋的北伐战略构想终于实现了。不过，蒙古骑兵的真正实力似乎并没有完全显露，那些手握重兵的元朝大将正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明军的麻烦是不是才刚刚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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