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与当地的统治者会谈之前，郑和都会先宣读圣谕，并建议他们入朝觐见。不少国家也顺水推舟，派使者坐上明朝豪华的顺风船，随船队来华，进京入贡。
这本是国家间的政治往来，但永乐帝同时给予的优惠政策更吸引了众多来自异国的目光。
他继承了明太祖“厚往薄来”的对外政策，对入京进贡的使团给予优厚的赏赐；对随使团来华贸易的各国商队皆免征关税，并公款招待。
这样的政策诱惑力太大了，很少有商人能对之产生足够的抵抗力。
因此，这时期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个小国的访华使团往往达到好几百人之多，而且常常一年入贡多次，以至于后来朝廷不得不限制其朝贡的规模。
这不等于限制贸易规模吗？还有人怕生意做大的？
显然，这不是正常的经济活动，朝贡贸易给明朝政府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
那么，明朝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到底原因何在？
《明史·郑和传》中写着两个原因。
其一，永乐帝怀疑建文帝逃到海外，为了追查他的下落，故遣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不过，这一定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如果真要到茫茫海外查寻，最好的办法是暗地里秘密地找，就像前面所说的胡濙那样。
如此大张旗鼓地扬帆出海，无异于给建文帝通风报信。
而且，如果真出于这个目的，郑和也不用终永乐一朝持续不断地下西洋。随着朱棣皇位的日渐巩固，建文帝的威胁也在日益减小，根本用不着如此大费周折。
我们再来看看该书所述的第二个原因：永乐皇帝欲向西洋各国展示我国的军事力量，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力的强盛。
如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朝廷要费这么大的劲组建超级舰队远赴大洋彼岸。
可是，当他们淋漓尽致地在各国面前威武地一秀风采之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西洋一下就是七次，先后二十几年无怨无悔地在狂涛恶浪中来回往返，在这背后是否还藏有深意呢？
在我看来，永乐皇帝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目的。
在中国古代强盛的封建王朝，帝王往往皆有天朝上国的观念，都希望在自己的励精图治之下出现“威德遐被，四方宾服”的盛世局面，朱棣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他不断派遣郑和到海外去，不仅展示了实力，还招徕朝贡。
实事上，其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各国纷纷遣使来华进贡。
其中，永乐十一年（1413）达到了最高峰，当年共有包括东非沿海的木骨都束与麻林在内的十八个国家的使节进京入贡。
故而，《明史》亦赞：永乐时期，友好通使地区“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古代的君主往往都是自我中心论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这不止体现在内政上，外交也同样如是。
在他们的眼中，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藩属国，都把它们当作子民之国。
因此，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永乐帝也充分地表达了自己这样的天下观。
郑和给各国所带去的诏书中，除了关于朝贡的内容之外，还常常劝导各安本分，不要恃强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这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也确实付诸行动。
当西洋海域出现海盗时，郑和的船队义无反顾，也责无旁贷，以维护海道安全为己任。
当有国家出现佞臣作乱时，郑和的军队必定把他们绳之以法。
永乐十一年（1413），郑和再次远航。返程途中，在得知苏门答腊的贵族苏斡刺起兵叛乱、国王宰奴里阿比丁无力平定的情况后，他立刻出动兵力，生擒苏斡刺，还苏门答腊人民一方安宁的天地。
当国家之间出现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永乐皇帝也同样毅然站出来主持公道。
例如，占城常常受邻国安南的欺凌，甚至部分国土也被后者占领。在明朝政府积极的斡旋和有力的干预之下，占城国土最终破镜重圆，正义得到伸张。
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但它并没有借此入侵他国、掠夺财富，而是勇担国际责任，和众多国家一起守护世界的和平。
这让我们看到了咱们中华民族那阔大的胸襟。她的强大，留给自己的是一份责任和担当，而带给世界的是更多一分的安宁与稳定！
和平鸽传递了一代又一代人美好的愿望，而她亦需要世界各地人民代代坚持不懈地保卫与呵护。
朱棣正是在继承了他父亲明太祖朱元璋睦邻友好的遗志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动国际区域性的和平交往，这才有了当时令人称颂的盛世外交。
永乐皇帝确实是一位气魄宏大的君主，这在《永乐大典》的编撰和郑和七下西洋等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
而其后完成的一件大事则更能反映他非凡的魄力，这不仅在当时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就是现在，我们也能从中受益。
这件事，他父亲筹划了一辈子，也困扰了一辈子，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呢？英明神武的明太祖尚且为之饱受困扰，朱棣又是怎样完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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