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朱高炽的话明显反映出了他内心的那种无助。
更主要的是，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父的监视之下，与其说这是回答别人，还不如讲是说给他自己的父亲听的。
汉王朱高煦就这么一直在京师住着，并对其兄不断地进行诬陷。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才改封乐安（今山东惠民），被强令前往，但其夺嫡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这样，朱高炽在太子的位置上一坐就是二十年。
在这整整的二十年里，他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度过的；如果用“如履薄冰”一词来形容他这些年的处境，相信没有人会提出不异议。
不过，说来轻松，做起来难。真正在这种处境下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就这样整整走过二十载，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
幸运的是，他最终熬过来了。
不幸的是，他花了足足二十年的时间等来了皇帝宝座，却在这把龙椅上只坐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
洪熙元年（1425）五月十三日，洪熙皇帝突然驾崩，令人甚为意外。人们在为之嘘唏不已的同时不禁发问，他为什么死于壮年？
他年仅四十八岁，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怎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此故去呢？
奇怪的是，正史关于其死因竟未提及。这更引起了人们关注和猜测，关于仁宗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提出，仁宗是被太子朱瞻基所谋害的。这看似不可能的观点却有着更深一层的内在逻辑。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仁宗之死，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不言而喻，那一定是朱瞻基。这是犯罪动机，那作案时间和作案过程呢？
太子当时不在北京，早在此前一个月，即四月份就被派去镇守南京，没有作案时间呀？
也许，大家会认为，这正是他精明的地方，不在作案现场的谋杀才叫高明，正好可以洗脱罪名。伺候仁宗的太监海寿是太子的亲信，正是通过海寿，他才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这一宗绝密命案。
顺藤摸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便能在史籍上找到了更多的隐秘线索。
在仁宗死后不久，朱高煦也得到了密探的情报，这种形势对他来说是颇为有利。
这时，京中无主，正好可以浑水摸鱼；更主要的是，太子正从南京往回赶，他所在的山东乐安正处在太子返途之侧。一支伏兵便能解决了朱瞻基，然后大事可图。
大大出乎人们所料的是，朱高煦的伏兵居然扑了一个空。因为，朱高煦根本就没想到太子朱瞻基返京的动作如此迅速，伏兵晚来了一步。
从海寿五月十一日离京前往南京召回太子，到后者六月初三到达北京，前后二十天左右。
按照当时骑马速度的日程来算，南、北二京相距近四千里，往返一趟仅用二十天时间已经达到了这种交通方式的极限；问题在于，如果说年富力强的朱瞻基能够完成这项接力跑的话，那么手无缚鸡之力且老态龙钟的海寿是怎样做到的？
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朱瞻基预先得到消息，提前离开了南京。那他怎样才能预先得到消息呢？
一种可能就是他策划了此次谋杀。海寿按照预定的时间作案，他自然就能提前做好准备，从容回到京师，也难怪朱高煦没能得手。
此时的京城仍然人心惶惶，太子尚未继位，近在咫尺的汉王朱高煦随时有可能乘机夺位，所以全城戒严。
应该说，能躲过乐安之劫已是万幸，朱瞻基在即位之前理应小心谨慎。没想到，到京第二天他不顾负责防务的英国公张辅等人的劝阻，执意撤掉所有戒严军队。
他淡定地向张辅等大臣表态：“天下神器不是靠耍点阴谋诡计所能篡夺的，况且祖宗已有成命，谁还敢生此邪念？”透露出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
在人心未稳的紧张气氛中，他何来这般自信？这就更能证明“太子谋害说”的正确性。
但是，只要大家细加推敲便会发现，这种观点存在不少疑点。
首先，当时朱高炽与朱瞻基父子俩的地位未稳，还不是后者下手的绝好时机。
朱高炽虽然已经顺利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之上，但汉王夺位的行动从未停止。
更为不利的是，后者在靖难之役中立下不少战功，得到绝大部分靖难功臣的支持；而这些功臣的手中大多都有军队，现在他们会不会都死心塌地支持帝国的新主人呢？
显然，对于这些都需要时间进行观察。而在这个关键的观察期，朱高炽此前二十年以太子的身份监国的历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比而言，朱瞻基虽然在永乐中期也被明成祖确立为皇太孙，但显然缺少其父雄厚的政治资本和扎实的治国功底。
在这个紧要关头，正是他们父子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关键时刻，也是朱瞻基傍大树的时候。
我想，要他在这种时候加害父亲而致自己于独自面对政敌的境地，工于权谋的朱瞻基还不至于笨到这种地步。
其实，“太子谋害说”的关键在于此事的最大受益者。不过，大家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没有仁宗的突然亡故，结果又会怎样？
朱瞻基已是储君，这天下迟早不还是他的吗？而且，仁宗的身体一直不好，朱瞻基就更不用冒着风险急着动手了。
那么，仁宗又因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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