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国耀所部整编集训的这段时间，不管是欧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的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4年6月6日，根据盟国德黑兰协议。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200多万盟军在法国诺受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由布莱德雷指挥的美国第一军、巴顿的第三军和，哥马利指挥的英一加第二十一军团，像两把利剑，直擂法国内地。
希特勒派隆美尔和克卢格指挥反击，也未能有效地阻挡盟军的前进。
随后巴黎人民起义，流亡在英国的戴高乐和盟军一道回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首都。
9月3日，盟军解放了布奋塞尔，抵达德国的西部边界。
东线苏军这时也发动强大攻势，进入波罗的海、波兰、巴尔干和匈牙利。处在东西两线夹击中的德国，已滚临绝境。
尽管希特勒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仍企图冒险。
他启用富有经脸的老元帅伦德斯泰特，经过周密策划，选择阿登地区作为突破点，作最后的反扑。
1944年12月16日，20多个师扑向阿登地区，打了艾森滚威尔一个措手不及。盟军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战线很快就动摇后擞，敞开了一个“凸出地带”，乌云笼革粉巴黎和布奋塞尔的圣诞节。
丘吉尔急忙向莫斯科方向求援，要求苏军在东线提前发动进攻，以减轻对西线盟军的压力。
1月12日，东线苏军全线出击，配合盟军。
艾森豪威尔从南方调来援军，经过近一个月苦战才把德军逐出凸出地带，稳定了战线，但盟军向第三帝国进军的时间表却完全被打乱了。
但整体上德军却处决绝对的劣势，战线也不可避免的向着德国本土推进，德国败亡几乎成了定局。
随着盟军对德国本土逐步逼近，关于怎样处理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的形形色色问题，也亟需盟国解决。
尽管苏联和英美口头上都宣扬民主原则，并且声称在适当的时候应让获得解放的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热爱的政府，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
但这样说是容易的，大家都赞成这些准则。可是眼前还得打仗，能不能保证这些还真不大确定。
毕竟军事交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些新解放的地区，周围是贫困、混乱和政治动荡的环境。必须采取临时性措施以维持秩序、恢复交通和满足基本的民用需要，而临时措施向来容易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固定下来。
因此，军事事态的进展在欧洲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
东面，红军在作战中一路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和芬兰的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使俄国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民政安排方面取得了主要的发言权。
西面，英美军队同样地在作战中一路经过法国和比利时，以及意大利和荷兰的部分地区。
此外，一小队英军于1944年10月5日在希腊登陆，并在月底以前，由人数极少的几支分遣队向北推进，追击溃退的德军，直到希腊全境都被解放为止。
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从军事发展中没有形成明确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可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非正式协议使英国人在希腊、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居于主导地位，而法国，至少从经济和军事补给的观点来说，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紧接着波兰民众在华沙发动起义，与此同时红军迅速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
在匈牙利，1944年10月15日，当摄政海军上将霍尔蒂公开宣布他打算向红军投降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动乱。德国人得以在这一决定全部实行前就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霍尔蒂遭到逮捕，被送往德国，德军接管了布达佩斯和匈牙利西部。
可是一部分匈牙利军队，在米科洛斯将军领导下，根据霍尔蒂的声明采取行动，投奔到俄国人这一边。
12月23日，米科洛斯将军在俄国的保护下，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盟国开始和这个新政权谈判订立停战协定。根据这份停战协定，匈牙利要为追随德国发动侵略战争而赔款三亿美元，分六年以商品偿付。其中一亿美元指定给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亿美元给苏联。
与此同时，芬兰也顺利地和苏联人谈妥了条件。芬兰政府于8月25日请求停战，战斗于9月5日停止，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9日签字。
停战协定的条款和对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条款很相似，除了在遥远的北方，把包括佩特萨莫的重要镍矿在内的一个地区割让给苏联外，其余则恢复了1940年的边界。
同时成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对苏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苏军最高司令部的无上权力规定得非常明确。有一点是不同的，芬兰被迫把某些军事基地永久割让给俄国。
放眼整个欧洲，德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败局，战线也正在以超乎希特勒预料的速度向德国本土蔓延。
当德国人在欧洲的处境极度糟糕的时候，对日战争在三条主要战线上——中国、缅甸和太平洋三大战场有了不平衡的发展。
在中国，日军于1944年4月发动的攻势不断取得进展，为了轰炸日本而费力建成的美国空军基地一个个被敌侵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桂林的基地，它于1944年9月14日放弃给了日本人。
此后不久，日本深入中国内地的进攻暂时停止。
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无力保卫这些空军基地，主要是由于蒋把他的军队的很大一部分驻扎在华北，以防备延安方面。
补救的方法看来很明显，把重庆和延安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再加上这两个敌对的党在政治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可以使中国对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或者在战后有和平与民主发展希望的唯一办法。
结果，从1944年夏天起，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开始越来越有意识地把政治目的置于狭义的军事方面的考虑之上。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在军事上有助于抗日的信心逐渐减少，由于这样，美国人原先设想要进行缅甸战役的根本理由也不存在了。
但是，对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的指示并未变更。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重新打通经过缅甸到中国的陆上交通，同时防卫印度境内作为飞越“驼峰”航线基地的一些机场，因此反攻缅甸的战役在缅北的丛林中打响。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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