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央军委在济南军区试点大联勤体制，究竟什么是大联勤？2002年10月，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奉命进京主政总后勤部。廖锡龙刚接手总后勤部，就面临一个时代性问题搞“大联勤”。廖锡龙是一位在对越反击战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善于删繁就简、拨云见雾。廖锡龙逐渐适应了后勤战线的工作，并根据我军以往联勤体制探索的经验，决定选择济南军区试点“大联勤”体制。2003年6月，总后勤部正式向中央军委呈交《试点方案》。尔后，济南军区拉开了“大联勤”试点工作的序幕。对此，大家可能不理解，究竟什么是大联勤体制？大联勤体制试点工作又为何放在了济南军区？凡此种种，还需要从周总理在建国初期的一大设想说起。1952年，周总理根据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现代化战争后勤保障的特点，颇具前瞻性的提出“要探索三军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此为我军探索大联勤的开端。所谓的大联勤，就是把各类后勤系统整合起来，打破军兵种之间的后勤隔阂，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劲儿往一处使，让一线作战部队无后勤之忧。我军为了实现大联勤，在2003年之前进行了五次试点，如下图所示：其中，1983年“三军后勤保障体制改革试点”放在了济南军区。此次试点，中央军委对济南军区后勤系统进行了体制编制调整，配备了不少军兵种人员。由于此次试点未能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和“小而全”的保障模式，大联勤体制也没有多大进展。失败是成功之母，济南军区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也就成了我军2003年大联勤体制试点的对象。实际上，济南军区长期扮演我军“试验田”的角色。早在2001年12月，济南军区第20集团军机步第58旅摘取了我军第一个机步旅的桂冠，为全军组建机步旅探索了有益的经验。回归到问题本身，对济南军区大联勤试点影响深远的是2000年的“军区联勤体制”。军区联勤制顾名思义是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保障体制，主要是通过对本区后勤和海、空、二炮、总装备部后勤的职能与任务进行调整来实现的。经过一系列调整，军区领导机关由“司、政、后、装”变成了“司、政、联、装”。这一时期的大联勤体制，还不够成熟，存在统供范围小、专供范围大、区域划分不尽等问题。济南军区试点的大联勤体制，则相对完美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笔者看来，济南军区“大联勤”体制的优势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一、符合现代化战争的需求；
高强度、高损耗、高技术是现代战争的显着特点，对后勤保障提出了严格的时代性要求。未来战场之上战机稍纵即逝，争分夺秒的为一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确保基层官兵能够吃上热菜、洗上热水澡、睡个舒心觉。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无形的战斗力。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可又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济南军区的大联勤体制试点，主打三军一体化联勤保障，通过实行通用与专用一体化保障、后勤保障实体统一管理、突破保障计划与供应两线分流等举措，来全方位的提升我军的综合后勤保障效益。
二、呈现出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特点；
2003年精简整编，我军的军兵种结构进一步优化，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要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此次精简整编，军兵种联合作战是我军最大的特点。换言之，军兵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在此背景之下，后勤保障体系也需要进行适时调整，建立一套服务于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后勤保障体系。济南军区试点“大联勤”体制，使命神圣的地方就在于此。在军区联勤的基础上，探索向三军大联勤体制过渡，从而全方位的提升我军综合保障效益。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济南军区以投入少、效益高、保障有力为第一标准，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试点任务。“和平使命—2005”军演中，济南军区的大联勤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具备集中集约、三军一体、军地联合的保障优势。综上所述，“大联勤”体制是我军为了建立现代化后勤保障系统而做的有益尝试，旨在解决困扰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但是，大联勤还是存在有不足之处，机构设置、职能调整、基础条件等方面，与当时的大军区体制不相匹配、适应。归根到底，大军区带有浓厚的“大陆军主义”色彩。
2015年11月，中央军委召开“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围绕体制编制调整确定了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作战指挥体制
军委——战区——部队
领导管理体制
军委——军种——部队
三军联勤体制
军委——联勤保障部队——联勤保障中心
2016年2月，七大军区撤编，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战区随之成立。至此，我军正式进入战区时代。9月，中央军委成立联勤保障部队，才真正解决了困扰我军多年的三军大联勤问题，也打破了条块分割的三军后勤保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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