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当兵的，当时全县和我一块入伍的，有八十三人，其中包括同村一个名叫于德振的发小。
新兵连结训三个后，幸运的是，我和于德振两人又分到同一个连队，既是战友，又是同村，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也找不到几例。
当时，初中毕业的我去当兵，纯粹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军旅情结，而高中毕业部队的于德振去军营，则是为了在部队能够有机会考上军校，从而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军营的日子，我们两人互相鼓励，同甘共苦，一同走过了近两年的时光。期间，我们对未来时而充满了迷茫，时而充满了憧憬。
于德振和我不一样的是，他入伍之前两个月，他已经在老家的农村定了亲，那个女孩比他大三岁，长相也不太好，经常给他写信，每次谈起婚姻，他总是叹息，我只好劝他说：“你先在部队里看看是否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三年退伍回家，不打光棍就行了……”
在1984年，于德振因为表现出色，获得了报考军校的机会，在备考前几个月，他白天照常参加训练，晚上则独自躲在被窝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一段，背一段，非常努力地学习。
由于于德振在高中时，有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再加上他自己的拼搏，最终他如愿以偿，考上了沈阳炮校（沈阳炮兵学院）。
当时，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告诉我时，我从心底为他祝福。当时他问我：“我考上军校的事情，要不要告诉赵秋菊（他女友的名字）？我觉得给对方摊牌的时候到了！”
我说：“不管你告不告诉，她最终都会知道，良禽择木而栖，如果你对自己的婚事实在不满意，索性直接告诉对方，让她早点死了这条心，这样也免得耽误人家！”
就这样，在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他给乡下的女友赵秋菊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不想违背自己的心，希望双方好聚好散。
于德振的想法很简单，天真地以为一封信，就能将过去的点点滴滴一笔勾销，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在当年的十月中旬，于德振的女友赵秋菊写了一封信，邮寄到了我所在的部队，当时，恰好我在收发室，看到了这封来自家乡的信，具体收信人没有，只是写了部队代号（她应该写沈阳炮校）。
当时，我出于好奇，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写了整整十二张，内容无非是于德振如何如何玩弄了她的感情，强行占有她的肉体，多次承诺会爱她一辈子，她帮于德振家干过多少多少农活等等，语句里充满对于德振的恼怒和愤恨。
我知道，女人要是狠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里面的内容，有些是真实的，但大多是编撰的，但不管怎样，如果被沈阳炮校的领导看到了，按当时的情景，肯定要处分我战友于德振的。
当时，我也没仔细考虑，就立即把这封信，邮寄到了沈阳炮校，收信人是——于德振。
我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挽救了战友于德振的前途。
于德振收到信后，大惊失色，连忙让家里人赶紧想办法，去做赵秋菊的思想工作。他说后来家里赔了对方一些钱，才算了事，同时他也对我千恩万谢，说了很多的客气话。
时光飞逝，转眼快四十年过去了，听说那个女的，后来做了村里的妇女主任，找了一个不错的对象，而我的这位战友于德振，在军校毕业后，和部队一个团长的女儿结了婚，如今转业的他，在山东济宁的某县做副局长，日子过得如鱼得水。
在去年的七月底，我们同县战友聚会时，于德振还是叫我“恩人”，其他人都很纳闷，都问何故？我说，我和于德振之间的故事，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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