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现在有病来如山倒的感觉，原本预计一年的计划竟只进行了六个月就撑不住了，匆匆进入了第一次冬眠，身体仍然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下一步前往南极打个前哨。
当一个月之后他被唤醒的时候，感觉非常难受，有重度厌世的倾向，看来这是冬眠技术出人意料的后果，他匆匆了解了一下时事发展，林副主席已经通过大军压境，强迫英国政府投降，维多利亚女王重新成为大英帝国的女王。
被原英国政府拉出来当国王的爱德华七世则被送到了尼日利亚当个没有实权的总督。
第二次，唐宁设定了半年之后，也就是1876年的年中才醒过来，世界又已经大变样了。全球最后一个顽固抵抗的美利坚合众国被联合国的十万大军围剿，美军溃败。这十万大军是战斗机，而不是步兵，不赢才怪。
在唐宁短暂的清醒中，他联系到了林菲尔，而后者激动地表示一定要让他来主持联合国大宪章签字仪式。唐宁同意了，他直觉地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人间，他要跟林菲尔，茜茜，和女儿艾琳一起出现，光明正大地在联合国总部旧金山闪亮登场，再流星般消失。
为了能够在整个签字仪式中保持清醒，他将服用强效生化药物，劫持大脑中的多巴胺，成瘾什么的就不用再考虑了，最后一次了还不能疯狂吗？
很多的媒体收到了唐大帝即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消息，纷纷报导，也让大帝的安保团队非常忙碌，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把最先进的安保武器都起了出来。
这些安保武器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表面上看起来却是宽松无比，唐大帝就这么大大咧咧地站在麦克风后面做签字仪式之后的一个演讲。联合国会议中心台下数千与会者响起无比热烈的声音，向无可置疑的地球皇帝致敬。
唐大帝这叫“开万世之太平”，没有哪个历史上的君主、大帝有这么伟大的贡献。要达到万世之太平，成为全球最强权人物的唐大帝必须像华盛顿将军一样退隐，现在他做到了半退。
林副主席也非常强势，不过，比起唐大帝来还是差点，适合全退休。等她15年之后也退居幕后，这个世界就真的是全体民主化。
由英美法系、德法大陆法系组成的大律师团组成国际大法官，这是司法一极，由环球理工大学联盟的学术精英为首的理性派组成执政一极，再由全体联合国公民组成立法一极，全球三权分立便建立了起来。
不但有全球联合政府，还有三权分立，更有互联网建立起来的新闻监督。唐宁很难想象自己创造的地球帝国会不太平。但，他对人类社会的纷争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在联合国大宪章签字仪式这个伟大的时刻，他却发表了一个关于终极科学的猜想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我们从何而来”。
大帝开讲了：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全新的联合国大会，全新的大会，全新的人类。在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我想大家一定关心人类将走向何方。然而，我今天要展现给大家瞧的是我们的过去和今天科学所得达到的最巅峰。
认识了过去，知道了现在，对于将来，大家会在争论中拥有自己的见解，不用我或者别的权威来解读太多，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我们认识了趋势，大趋势，一切就在我们的心中了。
我要讲的，似乎是‘创世’的问题。要理解真正的创世的伟大，就要理解现在我们的世界，我们宇宙有多么的宏大、广袤。
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天文学家测出了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有多远，他使用的方法跟公元前240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托色尼考测量地球大小时的方法没有本质区别。
太阳光可以看成是平行地照向地球，由于当时的最先进科学家们已经愿意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个貌似不太可能的事实。
所以托色尼考馆长突发奇想，地球弯曲会使得离亚历山大城800公里的埃及塞伊尼城的正午时间跟亚历山大城不一样，同时测量两城的太阳产生的阴影，就可以得到两个仰角，外加这800公里的距离，就可以估算出地球的直径。
这叫作‘视差法’。它可以很好地测量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最佳的精度是以地球直径为基线，此时除以2就是地心视差。地月距离被托勒密用这种方法测得为57弧分。
圆周的360分之一为一度，一度的60分之一为弧分。别的星星到地球的距离要比月球到地球远得多，到了远望镜大发展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极度微小的视差测量，法国天文学家j。d。卡西尼于1673年测出火星的视差。
从火星开始，人类已经能够很轻松地测定太阳系内行星的距离，最后不断地提高精度，对太阳系的大小的估计也越来越准确。
人类不能停止探索的步伐，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太阳系之外，那里的恒星之所以被称为恒星，是因为人们曾经以为它们是永恒不动的。但也有天文学者表示怀疑，认为恒星并不是不动，而是因为距离我们实在是太远，看上去就像不动一般。
这个遥远真是远超几百年前原始观测手段，在1718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第一次观察到了恒星的自行。较远的恒星和较近的恒星之间的运动才有可能被观察到，这叫作恒星的自行。
哈雷发现天空中最明亮的三颗恒星：天狼星、南河三星和大角星的位置跟希腊天文学家的记录不符，即使考虑到当时古希腊人是以肉眼观察星空，这种差距也太大了，所以应当是一次非常可靠的恒星不永恒稳定的证据。
这三颗星算是比较近的恒星了，但即使是这样，它们与我们的距离之远，即使是哈雷以地球绕太阳的直径为基线，半年观察一次，竟然仍然测不出任何视差。
天文望远镜持续改进了100年，每每有天文学家想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测一测恒星视差，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科学家对恒星距离的估计也越来越远。
这种情况到了1830年代才发生改变，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发明了‘量日仪’，因为最初它是用来测量太阳直径的。不过，量日仪也能测量恒星到恒星的距离。贝塞尔月复一月地注意到恒星间距离地变化，终于测出了历史上第一个恒星的视差。
他的选择是天鹅座一颗每年的自行都非常大的小星，称为天鹅座61星。他对天鹅座61星持续观察了一年多才得到测量结果。这个结果把天文距离带到了亚弧秒级别，他得到的结果是0。31弧秒。
这个史诗级的距离数字是100万亿公里。到了用万亿来作单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发明一新的单位了，否则再发展下去就会很不好记。宇宙中的速度上限光速走一年的时间作为距离单位就派上用场了。
通过光速，我们可以把天鹅座61星的距离为11光年，很好记忆。
有了先例，对于附近恒星的测量立即就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贝塞尔成功测量之后的两个月，英国天文学家亨德森就测出了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a星，我想这应当成为人类的常识：4。3光年。
在我亲自加入观测大军之前，我也资助了大量的天文学家建造更好的望远镜，共有70颗恒星被视差法测量出来。最远的数字约为100光年，这是不太可靠的，因为太远了，100光年大概是视差法的极限。
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约有6千颗，我们能测出距离来的仅仅70颗，真是任重而道远啊。不过，由于有了这70颗星星的距离数字，有天文学家能够用数数的方式来对我们的银河的大小有一个很粗略的估计。
当伽利略在1609年把他发明的望远镜对准银河时，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原本只有6000多颗星星的天空霎时间变得不可计数，像上帝在天空中撒了一把玉米面似的。（玉米面是唐宁喜欢吃的山东煎饼的主料）
1785年，w。赫歇耳估计了一下银河系的恒星数目，约一亿颗。我们用灯火做个小实验就能印证一个著名的定律：a星的亮度是b星的九分之一，a星的距离便是b星的3倍。
赫歇耳姑且假定所有恒星的亮度都一样的，就能对银河的大小得出一个非常粗糙的数字。他根据这些恒星的亮度等级，断定银河系的直径约为到明亮的天狼星距离的850倍，而银河系的厚度是这个距离的150倍。
根据最新测出来的天狼星距离的数据，赫氏的估计是银河系的直径为7500光年，厚度为1300光年。以我们现在的望远镜制造工艺和计算手段，我们所知道的银河系恒星的数目远不止一亿，恒星的亮度（大小）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不过，这是人类第一次将对宇宙的想象有理有据地延伸到了近万光年的级数。我为什么会介入恒星测量呢？那是因为有一个天文学家来问我，最近通过太阳光谱发现太阳是由氢和氦构成的，这有什么意义吗？
我说，太阳有氦，说明氦在恒星中比较普遍，可以用来解释造父变星。在1784年9月10日，爱德华·皮戈特检测到天鹰座η的光度变化，这是第一颗被描述的经典造父变星。
几个月后由约翰·古德利克对息发现的变星造父一进行了精确地测量。造父一的视星等最亮时为3。7等，最暗时为4。4等，光变周期为5天8小时47分28秒。
怎么解释这罕见的变星现象呢？氦，正常情况下拥有两颗电子，在高温下电离，失去电子，恒星表面全是电离的氦。根据温度的高低，又可以把电离分为单电子电离和双电子电离。
双电子电离的氦的透明度相对于单电子电离的氦有显著的差异，随着恒星不断地给氦外壳加热，氦的双电离也就越来越多，其不透明度增加，让恒星更加高温，于是，恒星开始膨胀。
这时，我们就看到变星的光度增加了。恒星膨胀到一定的程度把内部冷却下来，双电离的氦纷纷变身回单电离，透光度增加，更增加了冷却的速度，于是，变星又慢慢地缩回去，这是黯淡过程。
变星的数量并不多，因为它需要恒星大小、组成元素的机缘巧合。不过，一旦它的周期性出现，就会比较稳定。这种罕见的恒星成了测量恒星距离的一个契机。因为越大的变星期周期也越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周期来确定恒星的大小（绝对亮度）。
不管恒星有多远，它被观察到的周期都是不变的，同样的周期的变星，越暗就越远，它成为了我们在浩淼的星空中不变的座标。”
原本期待的政治演说居然似乎变成了硬科学天文交流会，除了那些连基本科学原理都不承认的家伙之外，那些被测量天文距离所吸引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果然是科技大帝的作风，没有半点伟大、光荣、正确的排场，只有硬硬的硬道理。
不是核心天文团队的天文学家这时才知道这种测量方法，立刻就明白了造父变星这个星际座标的厉害之外，这是天体测量的划时代事件。如果造父变星发现得足够多，也许天文学家们能够发现它的奥秘，像唐宁这样从氦组成逆推出变星周期的意义的简直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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