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飞封狼居胥的消息，刚刚从漠北快马送至东京城，王伦还没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遍天下时，坐镇长安府的朱武又抽调了数万民夫，送到了灵州方向。
战争的开支从来都是巨大的，王伦在称帝后，对前宋财政收入进行了大改革，新汉的赋税结构，大体上就分为田赋与商税。
由于推行了均田令，朝廷将天下土地、山林水泽收归国有，并将使用权均分给百姓，所以新汉每年要征收两次田赋，也就是夏税与秋税的“两税”。
前宋的夏税，是要求百姓们将税收折算为布帛、钱币进行征缴，而秋税则以粮食实物税为主。
王伦强行推动并规定了粮食的最低收购、售卖价格，防止“谷贱伤农”，故而两税仍旧以实物税为主，百姓们也可以选择用布帛、钱币抵税，即给予了民间一定的自由度。
前宋推行盐铁茶酒的专卖，王伦仍旧延续了专卖制度，将其纳入到商税之中，于是商税也包含了过路费、商品税以及市舶司营收。
这样新朝的田赋，就将人头税分摊到土地上，变相地实现了“摊丁入亩”，王伦的目的是最终废除人头税，至于百姓应该出的免费徭役，新朝也延续了王安石变法的制度，允许百姓出“免役钱”，而且这个“免役钱”与财产统计是绑定的。
即百姓家产在一定规模以上，达到中等以上之家，若不想出徭役，那么免役钱是按照比例增加的，大富之家若要免役，出的钱就更多。
商税方面的专卖，除了盐业、铁业之外，王伦是通过官办、半官半民、民办多种方式，允许民间参与其中。
这个过程中免不了出现腐败，所以新朝对监督、监管十分严格，每年王伦都会随机指派监察院的御史们巡视某片地区，而且巡视区域并不固定，吏治十分严格。
从洪武二年开始，每年被御史们审查、举报而抄家、流放甚至问斩的官吏，就多达数百人，在灭金之战结束后，这一数字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因此洪武八年的岁入，超过了前宋仁宗皇佑元年的顶峰，若以征收到的粮食、布匹、杂物等折算为货币，已经达到了一亿两千三百万贯。
但是其中实物占据了大约六成，商税也超过了一半。
在王伦入主东京城、接手朝廷事务后，他大概明白了赵佶为何要那么干脆地投降了，因为朝廷账面上有两千万贯的赤字，户部国库存银仅剩不到四十万两。
若按照前宋纸面上的支出，赵佶在位期间，皇室用度从三百余万贯快速飙升到了一千余万贯，为了挥霍，赵佶滥发交子纸币，几乎要将交子搞得再无任何信用可言。
所以王伦刚称帝时，觉得自己将皇室用度削减到十分之一总可以了吧，然后他就发现，即使削减到十分之一，皇室每年仍旧要消耗至少四百万贯的财物。
这其中宫女、太监的俸禄、赏赐、用度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贪污问题，也没有被朝廷详细统计在内的。
于是王伦大规模放出宫女返回民间，削减太监人数，削减各种皇室用度，洪武元年王伦作为皇帝，一共才花了不到三十万贯，这还包括他给出去的赏赐。
也就是做了皇帝，王伦才知道皇室是如何奢侈的。他记得史书曾记载，唐太宗时长孙皇后节俭，“衣不再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孙皇后的一件衣服，洗一次之后就不再穿了。
赵佶当皇帝时又是如何呢？每天穿的都是新衣服，至于只穿了一天的“旧衣服”，为了避免违制，宫廷机构是要直接销毁的。
王伦当真是大开眼界，他第一次有了自惭形秽的感觉，原来真正奢华的贵族是这么生活的啊！
在王伦的规定下，他作为皇帝，每年只有四到六套新衣，有一件常服，王伦已经穿了三年，许贯忠都看不下去了，劝谏陛下还是换套新衣服吧，总不能让外人看了，说咱们中原皇帝连件新衣服都穿不起不是？
王伦没有同意，他也害怕自己一旦习惯了奢华，就再也走不出来了，况且他哪怕穿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难道就不是中原的皇帝了么？
故而现如今皇室的每年开支是一百万贯，甚至比前宋开国时还要低，此前主管户部的王寅也不好意思了，这笔钱是要从国库里出的，皇家内藏库的钱有王伦名下许多作坊提供，但他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了吧？
这笔开支的费用多半用来维护前宋皇宫以及延福宫了，至于赵佶修建的“艮岳”，已经被改造为对外开放的园林，能够自给自足了。
总的来说，近几年的岁入，大抵维持在了一亿贯左右，由于天下各处灾害不断，朝廷要赈灾、要免赋税，所以王伦与许贯忠、蒋敬等人艰难地将赵佶时代留下的财政大窟窿弥补了上来。
现如今朝廷财政支出的大头，就变成了对西夏战事的军费、赏赐等，从去年至今，大约已经花费了三千万贯，考虑到西夏被消灭后，安抚地方、拨付钱粮，度支司预计至少还要支出两千万贯。
不过这两千万贯不需要一次性全部支付，而是可以分散在数年之内陆续进行，所以内阁会议讨论后，也接受了度支司提出的这一方案。
王伦从未催促前线将领尽快解决战争，但吴玠比韩世忠多了一个优点，那就是他考虑得更多，韩世忠是个粗豪的性子，吴玠也性格豪迈，但他也知道，战事不能久拖。
拖延得愈久，朝廷开支靡费就愈巨，若能像楚国公那样，也学着前唐卫国公李靖，灭一国而不损民力，那才是真正的帅才、名将！
于是在接收了朱武调来的人力物力后，吴玠与鲁智深见了一面，细细讨论后，便决定从静州方向强渡黄河，以鲁智深为主攻，他则在灵州继续吸引并拖延西夏大军。
与吴玠接二连三的大胜不同，鲁智深不声不响地从银州一路北推到了黄河东岸，将大半个西夏几乎囊括收复，所以西夏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吴玠这里，这让吴玠很难寻找到更加合适的机会用兵。
吴玠深明大义，让鲁智深很是感慨，再次为自己出身西军而感到自豪：我关中好儿郎，就是这样的好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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