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计划生育部门的人经常下乡检查，尤其是春节前。因为想超生的女人会趁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偷偷出去躲孩子。这赶在年前检查一波，是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妈妈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嘱咐过，一是必须等病情稳定，二是考虑药物的副作用，所以最好一年后再考虑要孩子。自从妈妈回到张家后，张奶奶就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对别人透露想生孩子的愿望。因为妈妈带了志军和月季来，想再生个张家的孩子一样算是超生。像第一胎是女儿的和带孩子的重组家庭是计生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时时刻刻都紧盯着。每个村都有计生专员驻村严防死守。那次来人说要求妈妈结扎，后来出院后张奶奶和张叔叔带着礼物去求妇女主任说了一箩筐好话，考虑到是精神病人怕再受刺激才作罢，但是张叔叔和妈妈都在“保证书”上签字按了手印，作保证不会超生。
那时候倡导一个孩子好的标语贴得铺天盖地，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紧张情绪。什么“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该环不环，该扎不扎，见了就抓”，什么“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一人超生，连累全村”。。。更奇葩的就不一一赘述。我们这一代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经历过时代的阵痛。
但奇怪的是你越不让人超生，人们超生的愿望就越强烈。农村人大多都是二孩家庭，谁家只有一个孩子还觉得不正常。都觉得无论男孩女孩必须两个是最好的。罚款算啥，“存钱不如养孩子”是人们的普遍想法。
八几年计划生育是最严的时候，还在肚子里的拉去人流或引产，已经躲出来的交不起罚款牵牛扒房，拉走东西，屋顶的瓦片都给扒拉掉。计划生育政策唯一让人称道的是公平，无论是干部还是农民都一视同仁益阳。一个村长头胎是女儿，想生个儿子，让老婆躲到亲戚家又躲出来个女儿。干部知法犯法，他受到了撤职开除的处分，说是二十年不得参与村干部的选举，另外补齐了罚款。二十年后村长官复原职，一直干到退休。
那时候交得起罚款的家庭凤毛麟角，当然牵牛扒房那样严厉的地方还是少数，毕竟乡里乡亲的很多时候不忍做绝。大多是隔三差五的一溜人马到超生家庭坐着不走，像挤牙膏似的每次挤一点。那罚款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由八十年代初的几十块几百块涨到二零一零年代的两三万。当然各个地方数额各不相同。好像有个着名明星超生罚了几十万。有钱人家为了生孩子才不会在乎那点钱，苦的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农民。为了筹钱，只有卖粮食。往往主粮卖了不够吃，就吃水煮红薯喝苞谷糊糊。那样的境况直到九十年代能出去打工了才慢慢好转。
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超生的多是想生儿子的，不生个带把的出来誓不罢休。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非常形象深刻的演绎了那种现象。其实，真的是人们的观念作祟，现在，别说生三个五个，就是生出双胞胎儿子都不惊喜了，而更甚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活得很通透，崇尚个体的自由和生命质量，很多连婚都不愿结了何况生孩子。导致这几年婴儿的出生率大幅下降，很多农村学校关门，幼儿园关门。让经历过计划生育的父辈们大跌眼镜，甚至不理解。他们不像父辈们以家庭为中心，崇尚成家立业安居乐业，为了养老育幼一辈子默默付出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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