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常委会结束后的那个夜晚，星城市委大院的灯光亮到凌晨。
一场有关“机制系统是否继续深入推进”的争论，已在会议室内尘埃落定——李一凡用一组真实数据、三个案件实例和一次干部画像样本，彻底堵住了质疑者的嘴。
财政、人社系统的代表虽然面色铁青，却再无言语。
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扑停止，反而是真正抵触的力量，开始从明转暗。
第二天上午，市财政局三层小会议室，一场非正式的“午前会谈”正在进行。
出席者除财政局几位中层骨干，还有来自人社、医保、经信等部门的“朋友”。他们围坐在一张椭圆会议桌旁，神情严肃。
“他们这是打算连‘岗位安排’都交给那套破系统？”一名人社处长忍不住低声抱怨，“以后我们还怎么管人？配岗还得让算法打分？”
财政预算处副主任摇摇头：“不是不能配合，但你看现在，原来只要我们签个意见，现在不但要按系统打分，还要过纪委审批……李一凡这是在拆我们所有人的权。”
这句话，引起了低低的附和。
“关键是，他有巡视组撑腰，常委会上谁敢真反对？市长都不吭声了。”
“老唐不是也开会了么？之前他可差点是常务副市长。”
“呵，他现在不吭声，你以为真服了？这仗，还没完。”
这些中层骨干说得含蓄，但每个字里都带着一种被架空、被压制的不甘。
“……咱们总得做点什么。”医保局一位副处长低声说，“不然再下去，轮到我们调岗的那天，就连申诉渠道都没有了。”
会场陷入短暂沉默。
他们不是要公开对抗，而是在寻找制度漏洞之外的‘缝隙’——或舆论，或督察，或“试点副作用反馈报告”。
他们知道，机制系统本身没有问题，真正让他们恐惧的，是它背后那位几乎掌控全城资源的市委书记李一凡。
与此同时，在星城市委组织部，何国庆正在逐一审阅即将启动的“机制适配评估”首批名单。
桌上，摞着一叠干部画像评估报告，每一份都附有岗位胜任能力、近三年履职效能评分，以及“机制系统流程偏离度”备注项。
这些数据不是用来直接裁人，但已经可以用作“组织调整”的参考依据。
何国庆拿起一份档案，封面写着——
李峰，市金融管理局局长，副厅级
他眉头一皱。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前几轮机制推广中，金融管理局是典型的“半合作”单位，凡机制平台触及金融政策环节，李峰总会以“敏感”“需省厅批准”为由搪塞过去。
“这人，不能再留在核心环节。”
他拿起红笔，在档案上画了一个圈，随即批给市委秘书长梁国涛——“建议调离现岗位，待安排其他协调岗位，降低系统敏感度。”
梁国涛很快批示：“同意，进入第一批组织系统适配预案。”
这份指令并未立即执行，但一旦机制系统与组织系统正式并网，那些“流程偏离度过高”的干部，将自动触发“重新评估”程序，不需要一纸诏令，也能让人从核心退出。
李一凡的算盘，从不是“大开大合”的清洗，而是用制度构建一套无声的排异系统。
当天傍晚，《星城市新闻联播》播出一条看似平常的报道：
“市委组织部将于下周启动‘2025年度干部综合评价体系改革试点’，试点内容包括：岗位适配度评估、跨部门协同指数评测、制度执行反馈整合机制……”
画面中，组织部长何国庆出镜，背后投影显示“机制匹配度”四个淡蓝色大字。
次日，多个微信群悄然转发了一个“未署名”的帖子：
【制度之手已伸向组织系统，干部是否变成数据标签？谁来守住人事权的底线？】
虽然传播不广，但财政、人社、医保系统内部，已有人借此文章开始低调发酵。
有些人，在酝酿一场非制度的反弹。
此时的李一凡正在办公室内，接待刚从四九城返回的老熟人——
中组部干部三局的林子安。
“你知道吧，昨天你们这套机制匹配方案在中组部讨论会上引发争议。”林子安语气不轻不重，“有人说这是好事，数据化；也有人说，你是在用技术手段绑架组织权。”
李一凡静静地听着，缓缓倒了两杯茶。
“我不是绑架组织系统，我是给它一次真正洗牌的机会。”
“你们不是年年说要推进‘年轻化、结构优化、能力导向’吗？我现在给你一个工具，一个能精准识别‘谁该上，谁该退’的系统。”
林子安沉默片刻，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动第一批？”
李一凡语气平静：“三周后。市委组织部、机制平台、纪委三方共推，公开通报，设反馈通道，阳光运作。”
林子安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他明白，一场关于组织系统运行逻辑的变革，已经无法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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