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刘裕的头号谋士，更是刘裕背后的 “定海神针”。他谋略超群，为刘裕出谋划策，全力保障后勤，是军事胜利的幕后功臣。他洞察人性，施恩威并济之策，是刘裕凝聚人心的重要助力。他主政有道，使治下秩序井然，是稳固后方的关键力量。他的一生与刘裕紧密相连，是刘裕成就帝业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就是南朝宋开国第一功臣——刘穆之。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郡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人。东晋末年大臣，宋武帝刘裕的头号谋士。
公元 360 年，东晋升平四年。刘穆之出身于东莞莒地的一个家族，他是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家族世居京口。虽刘家有着世族渊源，但在时代变迁中家族早已走向衰落。家庭经济困境常使他陷入缺衣少食之艰难境地，衣衫褴褛成为生活常态。
然而，物质上的匮乏非但未磨灭他的意志，反而在困境磨砺中，刘穆之对社会底层疾苦有了极为真切的感受，对世间万象有了更为透彻的洞察。他自幼喜爱读书，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博闻强记，学识渊博。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与积累，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才华得到琅邪内史江敳的赏识，被任命为府主簿，从此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宋书》记载：“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敳所知。敳为建武将军、琅邪内史，以为府主簿。”
东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桓玄的篡位之举更是将东晋王朝推向崩溃边缘。
公元 404 年，元兴三年。刘裕以卓越军事才能崛起于行伍之间，他在京口聚众起兵，立志恢复晋室正统地位。占领京口后，刘裕急需一位有智谋、善治理的人才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他向何无忌询问主簿人选，何无忌推荐了刘穆之。
初次会面，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刘裕见刘穆之举止不凡，谈吐间尽显睿智与谋略，对其大为赞赏；刘穆之亦为刘裕的英雄气概与远大抱负所折服，认定刘裕乃能成就大业之人。
从此，刘穆之便全心全意追随刘裕，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在刘裕举兵讨伐桓玄的艰难征程中，刘穆之迅速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成为刘裕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刘穆之深知，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更在于背后后勤补给的坚实支撑以及战略规划的高瞻远瞩。
因此，刘穆之一方面积极为刘裕出谋划策，分析敌我形势，制定作战方略；另一方面，他倾尽全力组织后勤供应，确保军队粮草充足、军备精良。刘穆之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地，组织物资调配，确保军队的粮草供应源源不断，军备器械精良完备。
随着刘裕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所掌控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刘穆之在治理地方方面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才能与智慧。
他深刻认识到，地方的稳定与繁荣是整个局势得以稳固的根基所在。因此，每当刘裕的军队攻占一地之后，刘穆之便迅速且有条不紊地着手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大力推行宽政，以减轻百姓长期以来所承受的繁重赋税负担为首要任务，积极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在他的精心治理下，那些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百姓们得以重新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逐步恢复稳定。而这一切，都为刘裕在前线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支持，成为刘裕能够持续对外征战、开疆拓土的坚强后盾。
不久，刘裕击败桓玄、攻占建康，在这个过程中，刘穆之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决定大事的都是刘穆之，很多事情时间紧急需要仓促决定，但刘穆之都处理得相当妥当。刘裕亦视刘穆之为心腹，凡事都询其意见；刘穆之亦尽心协助，不遗余力。《宋书》记载：“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 刘穆之也因平定桓玄之功，被封西华县五等子爵。
在东晋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刘穆之更是刘裕得力的政治助手。
当刘裕凭借军事上的辉煌成就，逐渐在东晋朝廷中崭露头角时，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地位、扩充权力的关键问题。刘穆之洞察朝廷内外的政治势力动向，为刘裕出谋划策。他充分发挥卓越的政治谋略，巧妙地利用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利益纠葛，积极联合朝中那些支持刘裕的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联盟。同时，他以果断而坚决的手段，对那些企图阻碍刘裕前进的反对势力予以有力打压。例如，在处理与东晋宗室以及其他门阀士族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时，他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精妙策略。对于那些愿意顺应时势、与刘裕合作的势力，他慷慨地给予一定的政治利益与地位，使其心甘情愿地为刘裕所用；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决抵抗的势力，则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以雷霆手段清除刘裕前进道路上的政治障碍。
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巧妙实施的政治运作，刘裕在东晋朝廷中的地位日益稳固，权力也如同滚雪球般不断集中，为其最终实现代晋自立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政治基础。
公元 407 年，义熙三年。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王谧去世。按官位和声望，应该由刘裕接任，但刘毅等人却不想让刘裕掌握中枢权力。于是，刘毅建议由中领军谢混接替王谧的职位，或者让刘裕在丹徒任扬州刺史，而中枢事务则交由孟昶负责。
当时，刘毅派了尚书右丞皮沈将这两个建议告知刘裕，皮沈先去见了刘穆之，并将朝中议论的情形也一并告知。刘穆之听后，意识到这是刘毅等人对刘裕的算计，于是假装如厕，暗中告知刘裕不可顺从皮沈带来的两个建议。
刘裕与皮沈见面后，便召来刘穆之询问原由。
刘穆之分析道，晋朝经历过司马道子乱政及桓玄篡位后，已经摇摇欲坠，而刘裕现在功高盖主，只能往上走。而刘毅等人又不甘心臣服，迟早会撕破脸。
刘穆之还强调扬州是根本之地，不可以由他人掌握，如果现在放弃就必会受制于人，权柄一失便不可再拿回来。他建议刘裕以议题重要为由，亲身入朝讨论，稳取扬州刺史的位置。最终，刘裕听从了刘穆之的建议，顺利接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一职，掌握了中枢权力。
公元 409 年，义熙五年。刘裕北伐南燕，刘穆之随军出征。在战争过程中，刘穆之积极为刘裕出谋划策，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次年，南燕被灭，但此时卢循叛乱威胁建康，刘穆之又随刘裕率军回守建康。在这两件事上，刘穆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谋略和决策为刘裕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刘毅因此对刘穆之十分厌恶，常故作平常地和刘裕表示刘穆之权力太重，但刘裕却更加信任刘穆之，并让他转任自己的司马。
公元 412 年，义熙八年。刘穆之加任丹杨尹。也是在这一年，刘裕与荆州刺史刘毅撕破脸，刘裕出兵讨伐刘毅。刘裕让自己的手下诸葛长民留守建康，总理朝政，并任命刘穆之为建威将军，辅助诸葛长民。诸葛长民做了很多不法之事，经常害怕被刘裕惩治。在得知刘裕击败刘毅后，诸葛长民更加恐惧，一度想要反叛刘裕。于是，诸葛长民就问刘穆之，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太尉和我不和呢？刘穆之很机智，他安慰诸葛长民，太尉西征，将他的家人都托付给你了，何来不和之说呢？诸葛长民听后也觉得有理，要不要反叛刘裕一直犹豫不决。而刘穆之火速派人将这消息传递给刘裕，刘裕迅速返回建康，诛杀了诸葛长民。
公元 414 年，义熙十年。刘穆之进位前将军。次年，刘裕率兵讨伐司马休之，他让自己的弟弟刘道怜监留府事，但是具体事情无大小还是由刘穆之做决定。
公元 416 年，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后秦，留世子刘义符监太尉留府，刘穆之再次留镇建康，转尚书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
在这两次留守建康的过程中，刘穆之掌管东晋朝政，治理有方，同时又调运粮草等做好后勤保障，全力支持前线的刘裕。最终，刘裕顺利灭了对手司马休之以及后秦割据势力。
刘穆之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军政事务与政治谋略方面，他在推动东晋的改革与制度建设领域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他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清醒地认识到东晋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历经岁月侵蚀后，已远远无法适应当时瞬息万变的时代发展需求。为了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巩固刘裕集团的统治地位，他毅然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之中。
在政治制度方面，刘穆之全力协助刘裕大力整顿吏治，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央集权。他精心建立起一套更为严格、科学的官员考核制度，淘汰那些贪污腐败、无能平庸之辈，同时不拘一格地选拔出一批有才能、有品德、有抱负的官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与公信力，为整个政治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在经济制度方面，刘穆之积极推行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创新性政策。他大力鼓励开垦荒地，使荒芜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孕育出丰收的希望；他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提供坚实保障，确保农田能够得到充足的灌溉；他大胆改革税收制度，减轻百姓负担的同时，也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些政策的全面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显着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刘裕的军事扩张行动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支撑，也为其政治统治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随着刘裕势力的不断壮大，刘穆之在东晋朝廷中的地位也日益显赫。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逐渐积累了巨大的权力与威望，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他的权力欲望与专权倾向。在处理政务时，刘穆之直接忽视其他大臣的意见与建议，过于独断专行。这种专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晋朝廷内部原有的权力平衡与政治生态，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而且，刘穆之在得势后，不可避免地开始为家族谋取利益，大力扩张家族势力。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将家族成员安插在朝廷内外的各个重要职位上，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家族势力集团。这种家族势力的过度扩张，一方面引发了其他政治势力的嫉妒与警惕，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使得家族成员中一些品行不端、才能平庸之辈得以身居高位，他们在任上的种种不法行为与腐败现象，不仅损害了百姓的利益，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
在东晋末年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刘裕集团与东晋朝廷内部的各方势力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刘穆之在协助刘裕处理对外关系时，虽然在军事征服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政治外交层面却未能妥善处理与这些势力的关系。他过于注重武力征服，忽视了外交手段与政治联盟的重要性。在面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时，未能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差异与地缘政治因素，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政策与行动，导致与这些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边境地区时常陷入战乱与动荡之中。这种情况不仅消耗了刘裕集团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也使得东晋王朝在对外关系上陷入了更为复杂与艰难的困境，延缓了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进程。
公元 417 年，义熙十三年。刘裕率领大军北伐后秦，刘穆之奉命留守建康，全面负责总摄朝政事务。在这期间，刘穆之依然秉持着一贯的勤勉作风，日夜操劳，事必躬亲，每一个决策、每一份政令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精力。然而，人的身体终究是有极限的，长期的高强度工作终于使他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
刘穆之的去世，宛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对刘裕集团乃至整个东晋局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对于刘裕而言，他失去了最为得力的助手与智囊，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
在政治与军事战略层面，他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与迷茫，许多原本由刘穆之负责处理的重要事务，在他离去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与延误。
在北伐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刘裕本应乘胜追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实现统一北方的宏伟目标，从而为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刘穆之的突然离世，使得后方局势瞬间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刘裕担心后院起火，不得不匆忙赶回建康，以稳定局势。这一决策的转变，使得他错失了统一北方的最佳历史时机，也成为东晋末年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从更为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刘穆之在东晋末年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畴。他在协助刘裕稳定东晋局势、推动全面改革发展、实现大规模军事扩张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东晋王朝的统治寿命，并为后来刘裕最终代晋自立，建立刘宋王朝奠定了坚实而雄厚的基础。
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所推行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与改革措施，无论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是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军事战略规划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所犯下的过错与存在的局限性。他那逐渐膨胀的权力欲望、日益明显的专权行为，以及在家族势力扩张与对外关系处理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都如同隐藏在暗处的礁石，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东晋末年原本就已经极为尖锐的政治动荡与复杂的社会矛盾，为国家的分裂与长期战乱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刘穆之的一生，是一部功过交织、充满传奇色彩与深刻教训的历史画卷。
他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那个乱世中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反映了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性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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