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话锋再次含蓄地引向核心，“那些失落的人，他们可能不会直接对我们组织部门有太大意见——毕竟我们是在‘严格执行程序’、‘优中选优’。”
“他们只会觉得，是组织程序太复杂？还是有人根本没给我们留机会？”
“组织部名额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想照顾，也爱莫能助啊！”
“这份失望，这份……委屈，会自然而然地汇聚到谁身上？”
话已至此，无需再明言。
蒋珂文的逻辑清晰而歹毒：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潜在的怨气，都会被精准地导向那个几乎“吃独食”的人——江昭阳。
组织部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尽责的筛选者”，惋惜却又无奈的“旁观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被江昭阳“挤压”了工作空间的“受害者”。
将矛盾转嫁，这一招高明且隐蔽。
组织程序成了完美的挡箭牌，保护了蒋珂文自身的“洁净”和“规则性”。
同时也完成了对江昭阳的精准“围猎”。
所有的指责、不满和潜在的矛盾，都会被精准地、无声无息地导流到江昭阳身上。
让他这个看似大获全胜的县长，在无形的压力和人言的暗流中逐渐陷入被动，举步维艰。
这一手，不可谓不高明。
蒋珂文这是在借力打力，祸水东引。
魏榕靠在椅背上，长久地沉默着。
办公室里只剩下电子挂钟秒针枯燥的行走声。
紧接着，蒋珂文的声音陡然一变，从刚才的“忧心”转为一种极为凝重，甚至带着一丝肃杀的气息：“最后，魏书记，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您重点汇报。”
“关于琉璃镇的陈郁文同志……我们组织部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蒋珂文描述的那种无形压力仿佛在电话线那头具象化了。
像一片浓重的阴云正在县里各大衙门间弥漫、聚合，最终会精准地笼罩在琉璃镇那个即将公示的副镇长陈郁文头上。
而他背后站着的那个人，就是众矢之的。
陈郁文就像一个行走的靶子，会为江昭阳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冷箭。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蒋珂文似乎并不着急，他在等待，等待魏榕权衡，等待她可能出现的犹豫——那是他下一步进击的切入点。
终于，蒋珂文再次开口，声音更加靠近话筒，带着一丝刻意的、为领导着想的关切：“魏书记，您看……这事儿，我是担心，现在公示信息如果发出去，就像往平静的湖面突然砸进了一块大石头，怕是要捅了马蜂窝啊？”
“各种议论、各种揣测，肯定会满天飞。”
“尤其在……陈郁文同志这个提名上，议论恐怕会更集中，也更……负面。”
他强调了“捅了马蜂窝”和“更负面”。
然后，他抛出了看似最体贴的劝告，却也是最后一重隐晦的威胁：“这舆论风暴一旦起来，矛头直指江县长那边，我担心，可能对江县长现在想在琉璃镇大刀阔斧、迅速打开局面的意图……反而不太有利啊？”
他将江昭阳的短期政治目标与潜在的风险捆绑在一起。“这局面，是不是有点太激进了？”
“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
“比如说，我们再稍微缓几天，多收集一下方方面面的意见，把工作做在前面，避免矛盾在公众眼前突然激化？”
“魏书记，您看……这个提议，值不值得再斟酌一下？”
蒋珂文将“缓几天”**成“避免矛盾激化”、“保护江县长工作顺利”的谨慎策略。
但在魏榕听来，这等同于要求“搁置”甚至是“撤回”那份即将发出的公示。
这是对组织程序和已经形成的决议的公然挑战。
拖延几天？
拖延之后呢？
无非是蒋珂文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联络、施压、制造障碍，甚至可能让江昭阳好不容易敲定的人事布局再生变数！
蒋珂文显然察觉到了魏榕沉默下压抑的决断力，他并不放弃。
电话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更加肃杀，仿佛连信号电流都在这一刻凝滞凝固。
“还有一件事，魏书记，”蒋珂文的声音陡然下沉，每一个字都带着铅块般的重量，“是关于……陈郁文同志的。”
“我们组织部干部监督股的同志，昨天接待了一位来访者，留下了一份材料……”
他故意停顿，似乎在组织最危险的语言。
“是……实名举报信。”最后五个字，他说得极慢，极清晰。
魏榕的心脏猛然一沉。
最坏的情况还是来了。
在干部考察任用过程中，尤其是在公示启动前的敏感窗口期，没有什么比“实名举报”更有杀伤力。
它像一颗投入平静流程的深水炸弹，足以掀起滔天巨浪，将一切既定计划彻底打乱。
“实名举报？”魏榕的声音依旧低沉，但尾音不易察觉地带上了一丝疑问的锋芒。
她没有直接质疑举报的真实性，但这两个字本身的分量已足以引起重视。
“是的，魏书记。”蒋珂文的语气充满了事态严峻的沉重，“内容……指向性非常明确，主要是反映陈郁文同志在琉璃镇工作期间的一些……渎职问题和可能存在的不当经济往来。”
“具体的指控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但问题是，”他语速加快了一点，强调着要害，“只要是以实名形式提交，按照现行的干部监督条例和组织工作纪律，无论是出于保护举报人还是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我们组织部门都必须介入！”
“暂停考察程序，开展必要的外围核实！这是硬性规定！”
程序！又是冰冷的程序！
但这套程序在此刻成了蒋珂文手中最锋利的武器。
他无需亲自冲锋陷阵，只需遵循“程序正义”，就能名正言顺地将江昭阳的计划强行掐断。
“核实需要多久？”魏榕冷静地问。
“这个……难说。”
蒋珂文的声音透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快则一两周，慢则一两个月，甚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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