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戡，唐玄宗开元年间供职于朝廷的官方译语人，其名仅见于《唐会要》中关于涉外事务的零星记载，却成为盛唐中外交流浪潮中语言使者的典型代表。作为精通双语的汉人译语官，他凭借卓越的语言才能与跨文化素养，活跃于开元盛世的外交与商贸舞台，其生平轨迹不仅印证了唐代译语制度的成熟，更折射出大唐开放包容的时代气象，具有重要的文化交流史价值。
开元年间，大唐国力鼎盛，疆域辽阔，与周边七十余国保持着频繁往来，天竺、波斯、新罗、吐蕃等国使节络绎不绝，丝绸之路商贸繁荣，语言沟通成为涉外事务的核心需求 。唐玄宗秉承“中华夷狄爱之如一”的政策，在鸿胪寺、中书省等机构设立专职译语人，形成系统的官方翻译体系，徐戡正是这一制度下的杰出从业者。据史料推断，他出身可能并非显贵，却自幼天赋异禀，精通汉语与至少一门西域或周边民族语言，推测大概率是粟特语或突厥语——这两种语言在开元年间的外交与丝路贸易中应用最广。通过严格的语言考试与礼仪培训，他以“仪状端正、通晓番汉”的标准入选官方译语人行列，任职于鸿胪寺典客署，虽官职仅为从七品下的技术岗，却肩负着重要的跨文化沟通使命 。
徐戡的核心职责集中在外交接待、口语传译与礼仪引导三大领域。作为鸿胪寺译语人，他需全程参与外国使节的朝觐流程：从使团入境后的接洽问询，到朝堂之上的奏对传译，再到宴享馈赠中的沟通协调，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他的精准转译。开元年间，唐朝与吐蕃、回纥等政权往来密切，既有盟誓缔约的庄重场合，也有和亲通好的外交盛典，徐戡需在这些场合中兼顾语言准确性与文化适配性，既要将唐玄宗的敕令清晰传达给外邦使节，也要将对方的诉求与习俗完整反馈给朝廷，避免因语言隔阂或文化差异引发误解。例如在西域使团朝贡时，他不仅要翻译贡品清单与外交辞令，还需向异域使者解释大唐礼仪规范，同时为朝廷官员说明对方的文化禁忌，扮演着“双向文化桥梁”的角色 。
除外交事务外，徐戡大概率还参与丝路商贸相关的翻译工作。开元二年安南市舶司设立后，海外贸易日趋规范，广州、扬州等港口的商贸洽谈与关税征管均需译语人协助 。徐戡可能奉调参与边州榷场或都城互市的翻译事务，为汉胡商人的贸易谈判提供语言支持，翻译契约文书，协调贸易纠纷。他的存在不仅降低了跨文化商贸的沟通成本，更间接推动了丝绸、瓷器与西域香料、宝石的互通有无，成为丝路贸易顺畅运转的“润滑剂”。与民间译语人不同，徐戡作为官方人员，其翻译活动更具权威性，既保障了朝廷税收利益，也维护了外商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开元年间“商旅交于关市，既庶且富”的繁荣局面 。
徐戡的工作虽未留下惊天动地的功绩，却在细节中彰显着译语人的专业价值。他不仅需具备“同声传译”的语言功底，还需精通番汉双方的典章制度、宗教信仰与民俗礼仪——在吐蕃使团觐见时，他要理解藏传佛教的礼仪禁忌；在波斯商人通商时，他需熟悉西域的贸易惯例；在新罗学子求学时，他要协助沟通科举制度与儒学典籍 。这种复合型素养使他在开元年间的涉外事务中不可或缺，也让他成为朝廷信赖的译语骨干。他的经历印证了唐代译语人“传四方之语，通殊俗之情”的职能定位，更体现了汉人在官方译语群体中的重要作用——打破了“译语人多为胡人”的普遍认知，证明汉人通过后天研习同样能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
徐戡的生平事迹虽无详细纪年可考，但其职业轨迹与开元盛世的时代背景高度契合。他是唐代译语制度成熟的见证者，其工作模式映射出鸿胪寺译语人“专司传译、兼管礼仪”的职能特征；他是大唐开放政策的实践者，用语言搭建起中外沟通的桥梁，推动了物质与文化的双向交流。作为《唐会要》记载的普通译语人，徐戡的形象虽朴素，却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他的存在证明，正是无数像他这样的“文化使者”，以语言为纽带，将大唐的文明魅力传播至异域，同时将外来文化的精华引入中原，共同铸就了开元盛世的多元格局。其身上体现的精准传译、尊重差异的职业精神，至今仍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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