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的杭州“茶乡第一村”——龙井村，因盛产顶级西湖龙井茶而闻名于世。
该村东临西子湖，西依五云山，南靠滔滔东逝的钱塘江水，北抵插入云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叠翠，云雾环绕，犹如一颗镶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宝石。
龙井之南为九溪，其西部为十八涧，一路向前可达月轮山。“月轮”这一颇具诗意的山名，曾引起许多文人的咏叹，也产生了不少传说故事。
月轮山是眺揽钱江美景的最好去处，站在山巅，极目南望，感受到的是湿爽怡人的习习江风，映入眼帘的是由古塔、大桥和滔滔江水构成的别具雄浑情韵的壮丽图画，使人心胸宽朗，神思如翔。
耐人寻味的是，六和塔与钱塘江大桥这对一古一今，一横一竖，风格完全不同，照理应该是很不和谐的搭配，却在这里完美无缺地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不由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
月轮山又是杭州金鱼的发祥地。
大家知道，中国是金鱼的原产地，杭州又是中国金鱼的故乡。
那么，杭州金鱼的发祥地又在哪里呢？
后世有人根据苏轼的诗句“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断定杭州金鱼的发祥地也许就在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兴教寺一带，就在月轮山腰的水池之中。
俗话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在月轮山上，有一座六和塔，六和塔原是开宝年间的知觉禅师为了震慑江潮里的“河妖”而修建，此塔高九级，三十余丈，宋时夜间出海的海船皆靠着此塔辨别方向。
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其名称之由来，或谓取诸佛教典籍中的“六和敬”之和有六义：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
这天，苏轼与职方员外郎张吉甫同游六和寺。此次苏轼陪同张吉甫同游，是为张职方送行的，因为老张要到七闽之地去出任漕运官了。
职方古指职掌方面之官，为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副长官，与郎中共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候等事。
而“七闽”根据《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管着天下的地图，从而辨别自己国土上的各种都邑，以及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方，所以说“七闽”指古代居住在今福建省和广东潮汕地区的闽人，因分为七部，故称之。
说到“漕运”，我们有必要为现在年轻的新生代们普及一下了：
古时车运称“转”，水运称“漕”。
漕运的通渠积谷功能，漕运是北宋经济的生命线，主要由运河和长江两大河流组成，经过精心设计，这些航道得以充分利用，它推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的兴盛统一。
宋廷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推动和支持粮食贸易。朝廷设立的“粮仓”、“河道船闸”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为保障漕运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方式之一。
此外，古代运河的发展其实与漕运息息相关，大运河最大的作用就是漕运，狭义上的漕运就是指利用水路来运输粮食的一种方式。由于通过大运河进行的货运总量比长江流域还要多，所以许多货物都可以跨越黄河而进入更遥远的北方市场，这使得宋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交通枢纽。
漕运对北宋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漕运运输的商品不只局限于粮食，茶叶、食盐等各种商品均有。它不仅帮助商人和农民获得大量贸易机会，也使北宋王朝在海运上取得成功。
北宋时期开封附近河流系统十分发达，在此基础上北宋开凿了四条漕运线路——汴河线、蔡河线、金水线、广济线，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
因此，漕运是宋朝繁荣昌盛的重要基础之一。
汴梁自身并非一个富庶地区，北宋王朝只是企图利用发达的漕运使他们的都城更接近于富庶地区，补给京师之所需。漕运不仅能够养起北宋一朝君臣，还能养起守护汴梁的几十万禁军。汴梁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的都城，根本的原因在于汴梁处于“四达之会”，使其能够有效地控制富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地区。
因此，汴梁在五代与北宋时期能够作为都城受到重视，并一度繁荣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与漕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刚把张吉甫人送走，就收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
信上说，哥哥，上次我们去过的陈州开元寺，由于寺里的柳湖长年干涸，殿下的那株山茶树虽然长得枝繁叶茂，可好多年都不曾开花了。
上次哥哥到陈州时没有看到山茶花，还每每以此为憾。如今我们这里的柳湖忽然间蓄满了水，那株山茶竟然就开满了花。
给哥哥报告了这件奇事，苏辙还照例叙述了兄弟俩的一些别后思念之语。
四月初四，王闰之为苏轼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这个男婴生下来就活力十足，颇为健壮好养，苏轼给他起一小名叫似叔，这就是日后那个表字叔党、自号“斜川居士”的苏过。
苏过的童年是极为艰辛的，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在随侍父亲的过程中，时常与苏轼进行诗词唱和，受父亲的影响最大，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属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
江南一带的蚕老麦黄之际，这时候家中添了男丁，苏轼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这种欣慰却又是极为短暂的，因为在杭任职以来，苏轼不是来杭州过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
于是，满怀心思的苏轼冒雨去了当地的天竺灵感观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面，是环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三天竺在天竺山和灵隐寺之间，自灵隐寺山门向南直上，可依次到达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
天竺在历史上是杭州的佛国，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极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约二里，为五代时钱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宋仁宗时，因祷雨有应，赐名“灵感观音院”，是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
上天竺，也就是苏轼此刻所到访的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这是苏轼在游灵感观音院时有感而发的的一首诗。
就诗题上粗看，这像是一首纪游诗，但又不是常规的纪游诗，而是一首反映现实、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发的政治讽刺诗。
此时的蚕到了快要吐丝的季节，需要勤饲桑叶。麦子也半黄快熟了，需要及时松土，而此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更不能携筐去采带有雨水的桑叶饲蚕。
眼看的丰收转眼将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在这种令人焦心的时刻，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
在封建时代，苏轼敢于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在这里，不单单是借题发挥地指责那些所谓的神灵。
出京之后，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
这首诗，表面上看是指责万人供奉的“白衣仙人”观音大士，实际却是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变法官僚集团。
此诗一出，就连后世爱好苏诗的清乾隆皇帝也觉得该诗不仅“如古谣谚，精悍遒古”，诗句中的“辍耒废筐”之词还极具对当权者的嘲讽之意。
其时，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大人还在颍州。
不久前，年满八十岁已经归老乡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赵概（字叔平），八十高龄还专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来访欧阳修，欧阳修就将自己西湖居所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加之时任颍州知州吕公着也闻讯而来，三人遂会于此堂，饮酒赋诗，流连十余日乃去。
知州吕公着有感于二老相会，遂为此堂题写匾额为“会老堂”，欧阳修也即席赋诗：“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使得“会老堂”成了古今闻名的文人雅士相会之所。
这次聚会间欧阳公所作的两首诗作被苏轼看到，带着对这三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人格的敬重，苏轼提笔还分别作了和诗。
处理完政务的闲暇时光，苏轼被一官居三品的侍郎蔡准相邀去游览西湖。
“西湖”原称作明圣湖，湖岸线总长三十里，三面环山，上游有溪流源源不断地注入，而下游也有一条像泉源的泄水道，大量的溪谷之水在这里潴留就形成了一座湖，又因位于杭城之西，因此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是“西湖”。
这位蔡侍郎说出来大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兴化仙游县连江里赤湖蕉溪村（今福建莆田仙游县枫亭镇赤湖蕉溪东宅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就连一个表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若说出他大儿子的名字之后，想必都会一下子记住他的。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即是北宋权相、书法家，被后人称为徽宗时期“六贼之首”的大奸臣蔡京。
这位蔡侍郎确有不一样的官场功夫，他不仅与苏轼能够投缘，曾和苏轼畅游西湖，相与和诗。又与变法派首领王安石相善，以至于王安石把一个女儿嫁给了老蔡的二儿子蔡卞。有了王安石这位亲家的加持，老蔡可谓是顺风顺水。
至于为何老蔡要邀约苏轼一起郊游，这也许是单单仰慕苏轼的才学，又或者老蔡自身也是一位真君子。
但史料中关于老蔡的介绍不多，只说他为官“有材廉之称，无失缪之举者”。在此时，我们不妨把低调的他看作是仅仅爱好西湖风景的一位文人而已。
蔡郎中在与苏轼游览西湖的过程中，挥笔写下了一首下平十一尤的平声韵长诗，从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确是西湖游览的观景诗。苏轼竟一口气和了三首，以苏轼的个性，可见苏轼至少并不讨厌此人，甚至还把他看成是可以与之诗文唱和的文人知己。
用今天的话来说，——老蔡也许真是一位情商极高的人。
我们注意到，在苏轼的第二首和诗中，有描写东晋陶渊明的“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句，里面的典故是说，陶渊明本来不善音律，但会在家中常备素琴一张，只是琴上却并不安装琴弦，每逢朋友们在一起饮酒相会，陶令公也会像模像样地在他的无弦琴上抚而和之。
据传：有一次，陶渊明正在酿酒，郡将前来探望。正赶上出酒，陶渊明就顺手取下头上的葛巾漉酒，漉完之后，仍将葛巾罩在头上，然后才接待这位郡将。
晋人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和《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
而他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就连苏轼后来也由衷地称道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在这里之所以对陶渊明这个人着墨较多，是为了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为什么苏轼在暮年之际被贬到儋州这一荒蛮之地时，还要屡次唱和陶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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