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记得在哪里，倪女士却坚信那就是她刚到兵团的日子。
为什么这么确定？
因为记忆里同伴身上穿的军装，还是上海报名时发的那套，没有补丁，也没有洗到发白。大家的脸虽然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皮肤却白白净净，尚未留下风沙的痕迹。
徐根娣在她前边，赵宝铃在她后边，抬头挺胸齐步走，去连部参加发枪仪式。
“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身上穿的军装，头上戴的军帽，再领一把步枪，那不就是和真的部队一样？”
到了连部一看，哪里有枪？
传说中的连部，也没有一间办公室。光秃秃的戈壁滩，捡几块石头一围，再支起一张黑板，粉笔写着粗粗细细几行字。
中间最醒目四个大字“发枪仪式”。上面一行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下面一行字：“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
黑板周围，堆放着竹筐、扁担、独轮车，还有成捆的坎土曼。
“这就是你们的枪！”连长抬手指向面前的戈壁滩，“这就是你们的战场！”
十五岁的倪爱莲，双手白皙细嫩，只握过钢笔，弹过钢琴。接过坎土曼，沉甸甸的铁头直往下坠。不是连长眼疾手快拽了她一把，哐当落地的坎土曼只怕就砸在她脚上。
“坎土曼都拿不稳，还想拿枪？”连长直摇头，“这玩意儿锋利得很，能砍断树根，砸裂石头。要是拿不稳，你们的脚趾头只怕保不住。”
后来倪爱莲用坎土曼挖土，手心一串血泡，手指十个血泡。头一天还不觉得，举着双手和伙伴互相攀比谁的水泡多，谁最勤劳。第二天一握坎土曼，就知道什么叫钻心疼。挥舞两下坎土曼，血泡磨破了，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连长看见了就说：“破了好啊，血泡破了起茧子。等这双手打起了老茧，这把坎土曼你就拿得稳了。”
倪女士低头看向掌心，柔软微皱的皮肤上，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
姜南下意识也看了看自己的手。想想坎土曼粗笨的模样，应该比她惯用的“长枪短炮”更沉。
只有杨文庆笑哈哈：“一来就能用上坎土曼，这是有福气咧。我老爹他们当年还得想办法自己造坎土曼。”
那时候新疆百废待兴，维族老乡手头的坎土曼也紧缺得很，一把坎土曼几家人轮流用。国家从苏联进口了五万把，也要先支援农村。
兵团战士就模仿着坎土曼，自己找来红柳树枝，自己打磨炮弹壳。组装起来一使，居然真管用。
杨小枪挖坎儿井，用的就是一把自制的坎土曼。
一用就知道，难怪维族老乡把坎土曼当成宝，在新疆这就是十项全能的农具。挖井筑梗，松土锄草，装撒肥料，引水灌田都能用。
“还能当饭盆。”倪女士突然冒出一句。
姜南想了想，坎土曼的铁头形似铁锹，宽平微凹，的确可以当容器。
“可是……这不干净吧？”
“水渠里涮一涮，衣服擦一擦，不就干净了。炊事班的大锅就搁在地头，扛着坎土曼过去来一铲，再折两根芦苇杆子、梭梭草枝当筷子，就能开饭。吃完饭，赶紧继续干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倪女士语气平淡，甚至透着怀念，姜南却听得目瞪口呆。
这还是那个住在房车里，每天也必须梳头化妆，刷牙五分钟洗脸三遍，不允许车厢里出现异味的倪女士？
“真别说，用坎土曼吃饭怪香的。”杨文庆说，“我们小时候淘气也这么干过，从家里扛一把坎土曼，偷几个鸡蛋。暑假天，沙地里的沙子晒得滚烫，把坎土曼朝沙里一搁，等几分钟打个鸡蛋，刺啦刺啦的蛋就煎好了。”
七八岁的兵团娃娃，一边抢着吃太阳煎蛋，一边相互比谁挖的沙坑厉害。在幼小的心里，那不是沙坑，是水渠，是公路，是能一直修到北京的伟大工程。
他们学着他们的父辈、祖辈，一边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一边放声歌唱：“一根木棍，一块铁板，结构简单，用途广泛。它是军垦的武器……”
杨文庆兴致勃勃地唱起来，忽而旁边响起倪女士低低的和声：“它是我们野餐的饭碗。走出地窝子，挺进戈壁滩……”
高亢和低哑，两个声音汇成同一个洪亮的旋律：“向大漠进军，向荒原宣战。我们披荆斩棘，高举传统坎土曼，我们是一往无前的坎土曼兵团。”
姜南默默划动手机。偌大的互联网，搜不到这首《坎土曼之歌》的词曲作者，也搜不到准确的诞生时间，只知道这是一首兵团战士自编自唱的“年代流行曲。”
就是在这样的歌声里，杨小枪拿着坎土曼，打出了坎儿井，种出了一茬接一茬的小麦、高粱、蔬菜和葡萄。
但是干旱、盐碱和风沙实在可怕。第一年，绝大部分田地颗粒无收。直到第七年，尚有一半以上的田地绝收。这就是在戈壁滩上屯垦开荒的残酷现实。
只靠坎儿井的涓涓细流，护不住几千亩新开的田地，必须换种方式向天山“借水”。
1957年的十一月，杨小枪肩上扛着坎土曼，腰上别着十字镐，来到天山脚下开凿红星总干渠。
吐鲁番的冬天很少下雪，气温却能低到零下几十度，动辄十一二级的狂风能把人的耳朵冻掉。男同志开山挖渠，女同志就在戈壁滩捡卵石砌渠道。从冬天干到春天，每个人的手上都冻出了一道道血口子。
有关这段艰辛的回忆，杨文庆能说的不多，因为他老爹就很少提起。
他只知道，红星总干渠修了八年才基本完成。修到第三年的春天，渠道边举办了一场简单热闹的集体婚礼，他老娘李贵英和他老爹杨小枪是八对新人中的一对。
陕西妹子李贵英是妇女运输队的一员，高个子，大手大脚，能背一整筐石头上山铺渠。他们生的头两个孩子都夭折了，直到红星总干渠修成后，才养下了杨文庆的大姐，又在十二年后才有了杨文庆和他的小妹。
他还见过一件旧军装，右肩膀的位置叠了一层又一层补丁。这件旧衣和一双橡胶鞋垫，两枚奖章，一直被珍重地压在李桂英的“嫁妆箱子”底。
“那个不是鞋垫。”倪女士忽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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