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只是略微出手，蜀中世家掀起的波澜就被抚平了。
在益州世家掀起的叛乱被迅速平定后，法正主持的度田大业终于驶入坦途。
朝廷仅以雷霆一击，便彻底瓦解了阻碍新政的顽疾，让蜀地百姓看清了汉室推行改革的决心与实力。
此后数月，度田官吏在汉军的护送下深入益州各县乡，逐村丈量土地、逐户核查人口，此前被世家大族刻意隐瞒的“隐田”与“私附人口”，如冰山般逐渐显露全貌——仅仅蜀中一州之地，查出的隐藏人口便多达百万之众。
这百万隐民，皆非自愿依附世家。他们本是蜀地的自耕农，或因战乱失去土地，或因天灾无力完税，迫不得已才托庇于世家大族门下，沦为佃户或家奴。
在世家的残酷剥削下，他们的生活堪称人间炼狱：租种世家土地，需缴纳七成以上的收成，一年辛劳所得仅够勉强糊口。
许多人一辈子都未曾吃过一顿饱饭；逢年过节或世家有红白喜事，还需额外缴纳“献礼”，即便家中无余粮，也要变卖仅有的物品凑数。
不少人一生都未尝过荤腥；衣物更是稀缺至极，一件粗布衣裳往往要父子相传、祖孙共用，有人至死都只穿过一件衣服，临终前还要嘱咐家人将衣服留下，传给子孙继续穿用，当真是“一衣传三代，人走衣还在”。
这些隐民虽生活在天府之国，却过着连温饱都无法保障的生活，更无任何人身自由，如同世家的私有财产，任人驱使、毫无尊严。
朝廷深知，若不能妥善安置这些隐民，度田的成果便会大打折扣。
为此，天子特意下旨，将这百万隐民分批迁徙至关中、并州等地。
这些地区因早年战乱人口锐减，有大量荒芜土地亟待开垦。
为让隐民们安心定居，朝廷出台了一系列优抚政策：每一户迁徙的家庭，皆可分得二十亩良田，土地所有权归其所有，两年内免征赋税，而后三年只需缴纳一半赋税。同时发放耕牛、农具与种子，确保农户能及时耕种。
对于老弱病残者，还由官府提供临时口粮，直至秋收有收成；此外，朝廷还在迁徙目的地修建村落、开设学堂与医馆，让隐民们不仅有地可种，更能享受基本的教育与医疗服务。
当第一批隐民抵达关中时，看到平整的土地、崭新的农具与官府发放的粮食，许多人当场落泪。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农，捧着官府分发的麦种，颤抖着说：“活了一辈子，从未想过还能有自己的地，还能吃上饱饭！陛下的恩情，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答！”
如此种种，类似的情景在关中各地上演。这些人将作为汉室最忠诚的拥趸，分布在如今朝廷的管辖各个州郡内，成为汉室复兴的火种。
在朝廷的扶持下，隐民们迅速投入农耕，昔日荒芜的关中平原，重新出现了阡陌纵横、炊烟袅袅的景象。
并州边境的荒地，也因隐民的开垦而变成良田，不仅解决了当地驻军的粮草供应，更形成了抵御外敌的前沿农业带。
百万人口的涌入，为关中地区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长安作为汉室都城，更是首当其冲受益。大量的隐民或因务工、或因经商涌入长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常住人口迅速突破三十万。
尽管这一数字与西汉巅峰时期的百万人口仍有差距，却已是当前天下人口最多的城市。
曹老板占据的许昌，常住人口不足二十万；袁熙掌控的邺城，作为冀州的府治所在，经过多次动荡，人口也才二十余万。
江东的吴郡、会稽等郡，更是远远不及长安。或许此时只有荆州的襄阳能够与长安相提并论。
但随着朝廷的越发强大，将来的长安必然会重新成为大汉的中心。
长安城内，街道两旁商铺林立，酒肆、茶馆、绸缎庄、铁匠铺等一应俱全，南来北往的商队络绎不绝，昔日因战乱萧条的景象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关中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不仅能满足本地需求，还能支援凉州、并州的驻军。
手工业也随之复兴，蜀中的蜀锦通过金牛古道进入长安，与长安的丝绸、铁器、瓷器，凉州、并州产出的优质牛羊等，通过商路远销至兖州、荆州、扬州等地，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学堂数量的增加，让更多百姓子弟有机会读书识字，为汉室培养了大量基层官吏与人才。
随着朝廷实力的不断增强，周边地区的百姓也纷纷慕名迁往关中，长安的人口数量仍在持续增长，这座古老的都城，正以全新的姿态，重新成为天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从益州度田清出百万隐民，不但让关中重新繁华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朝廷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兵源，让大汉威震天下的铁军，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们在朝廷的大力宣传下，知道眼前的安稳生活来之不易，知道这是朝廷破除世家垄断、推行仁政才换来的成果。
为守护这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家园与尊严，他们对朝廷的征兵号召回应热烈，纷纷主动报名入伍。
昔日在世家压榨下只求温饱的底层民众，如今为扞卫新获的安定生活，踊跃投身军旅，成为汉军的重要来源，也让汉军的根基愈发稳固。
这些曾经被世家压迫的底层百姓，如今不仅获得了土地与自由，更成为支撑汉室复兴的重要力量。
当长安的市井中传来百姓的欢声笑语，当关中的田野里长满金黄的庄稼，所有人都清楚：汉室的复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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