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的身份，苏轼并没有刻意去披露，一则这段日子忙于政务，往常的文人雅集无暇与会；再者，王安石虽逝去数年，但在轰轰烈烈的“倒王运动”大势之下，王棣的处境有些尴尬。
若无这暴雨成灾，苏轼原是想着可领着王棣参加参加文会，多结交名士、积累人脉，算是为王三郎引引路、摇摇旗。
事实上，正月金陵花魁大会，王棣轻飘飘地抛出的《鹊桥仙》及《青玉案》两阙词，仿似在大宋的文坛投下了两快巨石，以金陵城为中心点，余波四下扩散，到二月便传到了杭州城。
当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放荡逍遥、恣意寻欢，且到烟花巷陌里，倚红偎翠，寻环肥燕瘦之柳三变，是为“白衣卿相”。
这二月来，“纤云弄巧”及“东风夜放花千树”唱响大江南北，其声势之烈令人咋舌。
王三郎出道即巅峰，无论是《鹊桥仙》的婉约蕴借、余味隽永还是《青玉案》的语言精致、含蓄婉转，皆为词中翘楚，得其一可受用一生。
苏轼写“明月几时有”，人称“《水调歌头》出，再无中秋出”，及王棣此二词出，亦是将七夕、元夕词写到了极致，时人且言“再无七夕（元夕）词也”。这是将王棣与苏轼相提并论了，单以此二词论，王三郎是当得起的。
苏轼何许人也，开豪放词风，余者如诗、散文、书、画等方面亦是成就极高，是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之后的一代文宗。王棣能与之并论，后起之秀而锋芒毕露也。
即便王安石之孙的身份较为敏感，王棣之名仍是随着那两阙词传扬开来，很有些“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声名。
若是杭州城州、县二级衙门官员知晓那深受苏大学士器重、温润如玉的翩翩少年便是近来名声大噪的王棣王三郎，怕是要大跌眼镜的。
当然，眼下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救灾一事，其他的皆为末等。
灾后第四天，除了几处低洼，洪水皆已退去，官府组织人力清淤治污，街面上便显得热闹起来。
灾后第五天，危机出现。
每遇旱、涝大年，必会出现粮荒，元佑五年的杭州水灾也如此。入宋以来，年年有灾，凡水灾、早灾、火灾、蝗灾、鼠灾、疫疠、风灾、地震与山崩、兵灾等十余种。其中，自然灾害占了绝大多数，主要有八种水、旱、雹、风、蝗、饥歉、疫灾、霜雪。其中水灾居第一位，其次为旱灾。这二者就占了整个灾害的七成之多。
旱灾虽然较水灾要少一些，但旱灾对农作物的危害程度却比水灾为大。因为水灾过后，只要持续时间不是太长，总能留下一点庄稼，或者可以补种一些作物，不至于来年绝收。但旱灾往往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颗粒无收，甚至连人畜饮水都会发生困难，危害极大。
北方水灾大部分因黄河决堤而起。
嘉佑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
嘉佑六年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淮，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
南方多雨，且多受飓风侵袭，往往风灾、水灾相伴而至。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无为军大风，造成折木、坏城门，军营、民舍，压溺者千余人。
此次杭州水灾乃是久雨成涝，河水倒灌导致水漫全城，而城外临山处又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全州自州治钱塘以下，凡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近八十万人受灾，溺死、失踪初步统计逾万，倒塌房屋数万间，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农作物九成被毁，头季水稻无法播放，蔬菜瓜果所存无几。
这场水灾来势汹汹，虽百般防范，仍是损失惨重。
其实，丧生水灾者绝大多数是“机会主义者”，官府三令五申仍不肯搬迁，似乎是咎由自取，然而，逾万人死亡，苏轼等官员定会被问责。
这些都不是眼下该考虑的，当务之急是将灾害影响降到最小。
灾后第五日，杭州市十座城门口忽然排满了进城人员，绝大多数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守城巡检司兵卒哪见外这阵仗，当即禀报上官。
一番询查之后得晓，城门口这些人都是周遭房屋冲毁、无处安身的乡民，成群结队的来城里避难。
幸好，“救灾委员会”昨日便商定了灾后救助事宜，对于灾民涌至城郭已有预案。当即分派人员安抚民心、搭建临时木棚、发放清水口粮，将灾民暂时安顿下来。
抢险已到了尾声，接下来便是赈灾了。
赈灾是有经验可循的，大致是勘灾情、赈济、蠲免减征、缓征、移民、借贷，抚恤安辑等。只要应对得当，赈救及时、手段充分，“灾后综合症”还是可以有效抑制的。
只是，从一开始，就没人预计到灾情会有如此严重，首当其冲的粮食危机。
两浙农田广袤、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一年两季水稻一季小麦，颇多丰收，北方的粟、麦、豆等也陆续传到南方，可谓是农作物丰富。水稻品种则有引进时间不长的占城稻和黄粒稻。
占城稻，本是占城人培养出一种良种稻，本朝初年传入中国福建地区。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因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多达三万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此稻种性早莳、早熟、耐旱、粒细，宜于高仰之田，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谷物产量大为增加。
杭州，盛产水稻，常平仓、义仓稻谷盈足。
粮仓自是建于干燥高处，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了涝害因素。怎奈此次水灾百年难遇，城内民居悉数被淹，粮仓也难逃其劫。
待官府欲开仓济粮时，统计存粮，竟是十不存一。官仓都已损失惨重，更勿论民间存粮。据户曹司初步估计，全城的稻米存量不足平日一成，最多可供杭州军民半月食粮。还有城外安置的数万灾民等待赈济，且灾民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粮食，成了最大的危机。
民以食为天，饥饿能摧毁人的意志，也能催发人的魔性。
这么多灾民，处置不当，极易引发骚乱。
杭州城，岌岌可危。
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口，皆需之铺家。同时期，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什么意思呢？仅杭城一日口粮就需三、四千石。换算成后世的重量单位，则是四十万斤（一石一百二十斤），惊人的数字。
粮食紧缺，最直观的表现是粮价。
灾后第三天，杭州最大的米铺开门售米，米价为一石八百五十文；
灾后第四天，米价为一石一千文；
灾后第五天，全城各大粮店的米价为一石一千四百文。
其时，京东西、湖北、淮南、两浙、江南粮价比较便宜，皆物价中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粮价更低；川蜀四路粮价最贵。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都获得大丰收，官方报告每斗米的价格为七至八文，即每石七十至八十文。
天圣八年，范仲淹说道：“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当时全国粮价一般为每石三百文。与前相比，增长四倍左右。熙宁元年以前的十五年间，即皇佑后期至治平年间，全国的平均粮价是：“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也即中等价是每石七百文(九十八陌)，合六百八十六文足。是天圣八年的二倍多。
元佑元年，知枢密院章惇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内地广大地区正常年景的粮价是每石二百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仅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文。价格明显回落。不过，在汴梁、金陵、杭州这等繁华都会，米价并不低——
元佑初，右司谏王觌上奏，请求提高京师常平米粜价。当时开封诸仓出粜常平米，价钱是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他认为虽“有以见朝廷不惜亏损官本，而惟以利民为务也”，但“官粜甚贱，非所以致商贾也……京师之民，旧多食麦，而今多食米，以米贱故也。使旁郡之米、麦人京师者浸少，岂长久之策哉”。他希望“京师常平米，一斗其价，以百钱为定”。将官方粜价提高到每斗一百文省。也就是大约一千文一石。杭州与金陵的米价相差仿佛，均在一石七百五十文左右。
也就是说，杭州灾后的米价猛涨，仅三天时间便翻了一番。可以预见的是，在外埠粮食抵达以前，米价还会再涨。
这，便是杭城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亟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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