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二年四月初八，翰林院后堂的海棠开得正盛，嘉庆帝的御辇却径直停在“汉学数据馆”门前。檐下悬挂的“经世致用”匾额被春风吹得微晃，恰如他手中的《治世镜鉴》——这部收录《农政全书》《救荒本草》的典籍，正被数据房改写成可量化的治农手册。
“陛下，苏州府呈来的《番薯种植成效折》。”纪晓岚的弟子姚文田捧着泛黄的奏报迎出，折末“亩产较去年增百分之二十二”的朱批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他们按数据房的《土壤肥力分类表》配给粪肥，上田用‘人粪十担、畜肥五担’，中田减三成，下田加骨粉——此法已在松江、常州推行。”
嘉庆帝接过奏报，目光落在“番薯种植数据对比图”上：蓝色曲线代表传统种植法，亩产一石二斗；红色曲线采用数据配肥，亩产一石五斗。算珠在他手中噼啪作响，心算着新增粮食可多养多少屯垦旗人——这正是他坚持“汉学数据化”的初衷。
数据馆内，二十余吏员正将《齐民要术》中的农谚转化为数据公式。墙壁上的《全国土壤肥力分布图》用五色标注“上中下肥瘦”，每色区域都附《粪肥配给表》：直隶棕壤需加草木灰，江南水稻土宜用河泥，关东黑土配豆饼最佳。“陛下请看，”姚文田指着《农时数据模型》，“清明后十五日种番薯，较旧法提前七日，生长期可延长半旬，淀粉含量预计增百分之五。”
嘉庆帝的手指停在“山东蝗灾数据预警区”：“去年东昌府蝗灾，若提前按《救荒本草》算出‘蝗蝻密度与草木覆盖率’的关系，何至颗粒无收？”他忽然想起数据房新制的《害虫数据账册》，“传旨：各州县设‘农害数据专员’，记录‘蝗虫展翅宽度、幼虫密度、啃食速度’，与《捕蝗要诀》中的‘捕蝗人数、器械数、时效’勾稽，敢有隐报者，以‘数据误农’论处。”
姚文田示意吏员捧来《农政数据要览》样本，内页夹着不同作物的“生长数据卡”：番薯需“日光照六时辰、土温十二度以上”，玉米需“行距三尺、株距一尺”。每卡末栏都印着嘉庆帝亲题的“数据务农，颗粒归仓”，“此册已发苏州、松江，百姓可凭卡上的‘粪肥换算表’，用家中畜粪兑换官仓骨粉。”
嘉庆帝翻开“松江府棉田数据卡”，发现“棉花结铃数”与“打顶时间”的关联被精确到“芒种后第三日打顶，每株多结三铃”。算珠在“棉纺织税”一栏快速拨动——棉花增产不仅解决民生，更能充实国库，这正是数据治理的“乘数效应”。
“朕让你们编的《农谚数据歌》可曾成稿？”嘉庆帝忽然望向廊下正在临摹数据图的学童，“就用‘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调子，填‘上田粪十，中田减三’的词，让农夫们边种地边念唱，数据便入了民心。”
姚文田呈上初稿，开篇便是“春雨贵如油，数据记心头；粪肥按土配，亩产必定优”。嘉庆帝颔首，目光落在数据馆新辟的“实测田”上——那里分块种植着不同数据配肥的番薯，每块田头都立着《生长数据碑》，详细记录“播种日、施肥量、预计收成”。
“明日随朕去海淀验看‘数据农田’。”嘉庆帝对姚文田道，“数据房用‘区田法’在一亩地分三十区，每区试不同粪肥，朕要亲自称量各区产量——汉学之妙，不在空谈，在‘一亩地、一斗粮’的数据里。”他忽然想起《孟子》“不违农时”的古训，如今有了数据，“农时”便成了可量化的耕种指南。
是夜，汉学数据馆的灯火映着海棠影。吏员们正在赶制《全国农害数据图》，每处蝗灾易发区都用黄色标注，附“草木覆盖率低于百分之三十必蝗”的警示。嘉庆帝在《农政数据诏》中朱批：“农为邦本，数据为农纲。纲举则目张，数据明则农兴。”这道诏书，将与《农政数据要览》《农谚数据歌》一起，走进帝国的每一寸土地，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数据的经纬中，织就新的丰收图景。
《农政数据日志》记下：“上以数据通汉学，始有‘耕稼可量、丰歉可测’之治。”窗外，海棠花瓣落在“实测田”的数据碑上，恰似数据治理与传统农耕的温柔相遇——在这片土地上，每一粒种子的萌发，每一株禾苗的生长，从此都有了可追溯、可推演的数字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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