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42年秋，楚国军队刚刚攻克绞国（今湖北郧县西北，西周时期分封的小国，属“汉阳诸姬”外围势力）都城，楚厉王蚡冒（公元前757年—公元前741年在位，楚国早期开拓君主）并未下令屠城，反而让莫敖（楚国早期核心官职，掌军事、外交，此时为最高军政长官）斗廉带着一队士兵，护送绞国国君绞子（先秦时期对小国君主的称呼，低于“公”“侯”，与“伯”同级）返回宫室。这一幕让绞国贵族既意外又警惕——他们早听闻中原诸侯征服小国后，常“迁其公室，毁其宗庙”，而楚人此举，正是楚国早期“降服政策”的首次明确实践。
楚国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始终围绕“存其俗、用其力、融其心”三个核心，这与楚国自身“蛮夷”身份及江汉地区复杂的族群环境密切相关。彼时楚国已征服权国（今湖北当阳东南，商代遗留小国，以冶铜技术闻名）、罗国（今湖北宜城西南，芈姓小国，与楚同源但长期独立）等多个部族与小国，若强行推行“楚化”，极易引发连绵反抗。因此，蚡冒确立了“分层管理”的原则：对核心城邑（如权国都城），设“县尹”（楚国早期地方官职，由国君直接任命，负责治理被征服的核心城邑，区别于贵族世袭的封地）；对偏远部落（如江汉流域的濮人部落，分布于今湖北西南部，以游牧、渔猎为生），则保留其首领“君长”（濮人部落对首领的称呼，楚国承认其原有地位，只需定期纳贡、出兵助战），仅派“监官”（楚国派驻部落的监督官员，负责传达楚王命令、统计人口与物产，无直接行政权）驻守。
以权国为例，公元前745年楚国征服权国后，并未废除权国的冶铜工坊（权国是江汉地区重要的青铜产地，工坊集中于都城周边，拥有熟练工匠数百人），反而任命权国原太宰（先秦时期小国官职，掌宫廷事务与财政，类似楚国的“司败”）为“工正”（楚国官职，掌手工业管理），继续主持冶铜生产。同时，楚国将权国的青铜兵器作坊纳入楚师（楚国军队的统称）供应体系，要求其“岁贡铜剑三百、戈五十”，作为臣服的条件。这种“用其技、利其产”的策略，既保留了权国的核心产业，又为楚国军力提升提供了支持——此后楚师的青铜剑，不少都刻有“权工”字样，便是权国工匠的作品。
对于被征服地区的贵族，楚国采取“怀柔与牵制并重”的策略。绞国被灭后，蚡冒邀请绞国的三位卿士（先秦时期诸侯国高级官员，地位仅次于国君，掌军政要务）前往丹阳（楚国都城，今湖北秭归东南），任命其中擅长外交的绞叔为“行人”（楚国官职，掌外交礼仪与邦交事务），让其代表楚国与周边小国联络；另外两位则被封为“封人”（楚国官职，掌边境封地管理），分别驻守于楚国与随国（今湖北随州，“汉阳诸姬”中最强国家）、巴国（今重庆一带，西南古国）的边境。这种安排，既给予被征服贵族一定的政治地位，又将其分散到楚国各地，避免形成反抗势力。同时，楚国还推行“通婚联姻”——蚡冒将自己的次女嫁给罗国国君罗子（罗国君主称呼），通过血缘纽带巩固两国关系，此后罗国多次出兵助楚攻打郧国（今湖北安陆，“汉阳诸姬”之一），成为楚国的重要盟友。
在文化与信仰层面，楚国始终坚持“不毁其宗庙、不禁其祭祀”。江汉地区的小国与部落多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与神灵信仰，如濮人崇拜“廪君”（濮人传说中的部落始祖，被尊为“水神”），权人祭祀“火神祝融”（与楚人的火神信仰部分重合，但有独特仪式）。楚国征服这些地区后，不仅允许当地百姓继续祭祀，甚至会从丹阳派遣巫觋（楚国掌管祭祀、占卜的官员，地位崇高，参与国事决策），协助当地完善祭祀仪式——如在濮人聚居区，楚巫与濮人巫祝共同修订“廪君祭典”，将楚人的“燎祭”（以火烧祭品，祈求神灵降福的仪式）融入其中，既保留了濮人的文化传统，又潜移默化地植入楚文化元素。这种“文化融合而非取代”的策略，让被征服地区的百姓逐渐对楚产生认同感，减少了反抗情绪。
在赋税与劳役方面，楚国实行“因地制宜”的政策。对农业发达的城邑（如罗国都城周边，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按“什一税”（征收收成的十分之一，低于中原诸侯的“什二税”）收取粮食，同时要求每户每年服徭役15天（主要用于修建水利、道路）；对以渔猎、游牧为主的部落（如濮人），则不收粮食税，改为“贡物制”——每年向楚国贡献兽皮、鱼干、丹砂（濮人聚居区盛产，今湖北恩施一带）等特产，徭役也以“随军征战”为主，濮人善射，常被编入楚师的“射兵”（楚国军队中的弓箭手部队），作战时单独成队，由濮人首领直接指挥。这种灵活的赋役制度，既减轻了被征服地区的负担，又保障了楚国的物资与兵源供应。
楚国的降服政策，并非毫无威慑手段。对于公然反抗的势力，楚国会采取严厉镇压，但镇压后仍会恢复“怀柔”策略。公元前743年，权国部分贵族因不满楚国的铜税政策，发动叛乱，杀死楚国派驻的县尹。蚡冒亲自率军平叛，处死了为首的5名贵族，但并未牵连其他权国百姓，反而降低了权国的铜税，将“岁贡铜剑三百”改为“二百”。叛乱平定后，蚡冒还亲自前往权国宗庙祭祀权国先祖，安抚民心。这种“恩威并施”的方式，让权国彻底臣服，此后再未发生叛乱。
从权国到绞国，从濮人部落到罗国，楚国的降服政策始终以“稳定”为首要目标，通过保留当地习俗、利用当地资源、吸纳当地人才，将被征服地区逐步纳入楚国的统治体系。这种管理智慧，既区别于中原诸侯“灭国迁民”的强硬手段，也不同于百越部落“各自为政”的松散状态，为楚国在江汉地区的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到蚡冒末年，楚国已控制今湖北中西部大片地区，被征服的小国与部落达十余个，而这些地区不仅没有成为楚国的负担，反而成为楚国后续“问鼎中原”的人力、物力储备库。正如莫敖斗廉在总结降服政策时所言：“治蛮夷者，非以力压，乃以心融。融则为己用，压则生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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