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刘章在服装厂工作，每周洗澡一次，每周刮胡子一次。
凌晨五点半，刘章上了一个厕所，从高低铺的铁架床上翻身坐起。同宿舍的工友还在酣睡，此起彼伏的鼾声里，他摸索着穿上深蓝色的工服。
宿舍楼外的路灯在晨雾中晕开一圈圈淡黄色的光晕，早餐是两个馒头和一碗玉米粥。刘章匆匆扒拉完食物，快步走向车间。车间大门推开的瞬间，热浪裹挟着布料特有的化纤气味扑面而来，三百多台缝纫机同时运转的嗡鸣声震得人耳膜发疼。
刘章负责的是生产线的锁边工序。他的工位在车间东南角，头顶的白炽灯忽明忽暗，照得操作台上的粉色棉布泛着诡异的光。主管拿着排班表经过时，重重拍了下他的肩膀：“今天这批订单急，晚上加两个小时班。”刘章点点头，手指已经开始熟练地穿针引线。
车间里没有窗，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明确的刻度。唯一能感知昼夜交替的，是墙上那台老式挂钟。上午十点，十点半，十一点……刘章的目光机械地在布料和时钟之间来回切换。汗水顺着额头滑进眼睛，他也顾不上擦拭，生怕耽误了手头的活计。
中午休息时间只有半小时。刘章和几个老乡挤在车间外的台阶上吃午饭。塑料饭盒里装着白菜炖粉条，偶尔能看见零星的肉片。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老家的收成，谁家孩子考上了重点中学，谁的妻子又怀了二胎。
下午的工作更加漫长。车间里的温度持续升高，电风扇吹出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刘章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工服紧紧贴在身上，又被布料磨得生疼。缝纫机的针头飞速起落，他的手指不知被扎了多少次，鲜血渗出来，在粉白的布料上晕开一个个小红点。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刘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同事正在用电磁炉煮面。“章子，吃点不？”同事热情地招呼。刘章摆摆手，从床底拖出塑料桶，接了半桶凉水，又往里面兑了些热水。
宿舍走廊尽头的有一间公共浴室，平常会有专人来打扫。莲蓬头的水流断断续续，刘章站在锈迹斑斑的水龙头下，任由温水冲刷着身上的汗渍和疲惫。洗发水是最便宜的袋装货，搓出的泡沫带着刺鼻的香味。他仔细地清洗着每一寸皮肤，仿佛这样就能洗去一天的辛劳。
洗完澡，刘章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用了三年的剃须刀。镜子有些模糊，他对着昏暗的灯光，小心翼翼地刮着下巴上的胡茬。剃须刀划过皮肤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宿舍格外清晰。
周末是难得的休息日，但刘章很少出门。他喜欢待在宿舍里，看看书，喝喝茶。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报道，看得心里发酸。晚上躺在床上，他望着天花板发呆，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女儿过上好日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车间里的缝纫机换了一批又一批，工友们也来了又走。只有刘章还坚守在那个小小的工位上，用双手编织着家人的未来。每当夜幕降临，他总会想起老家的那片麦田，想起女儿天真的笑脸，这些念想，支撑着他走过一个又一个疲惫的日夜。
201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厂区的梧桐树叶子还没变黄，就被呼啸的北风卷得七零八落。
这一年，对于刘章来说，是平凡又特殊的一年。在那台永不停歇的缝纫机旁，在每周一次的洗澡、刮胡子的仪式里，他丈量着时间的长度，守护着心中的希望。那些看似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在悄然改变着他的人生，编织着一个普通人最朴实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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