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30日，伊普尔战场的硝烟已持续笼罩八日。德军第26军指挥部内，冯·格罗尔曼中将盯着地图上标注的进攻箭头，手指重重戳在圣朱利安村的位置——这个被反复争夺的制高点此刻仍飘扬着协约国的旗帜。副官递来的伤亡报告显示，德军单日伤亡已突破4000人，而协约国的防线在加拿大第1师和法军第15师的增援下愈发坚固。
清晨6时，德军炮兵对协约国阵地进行了最后一轮炮击。二等兵海因里希·舒尔茨蜷缩在战壕中，防毒面具的橡胶味混合着硝烟，让他感到一阵反胃。炮击一停，他便随着冲锋的号声跃出战壕，步枪上的刺刀在晨雾中泛着寒光。当德军接近协约国阵地时，密集的机枪火力突然从沙袋掩体后迸发，舒尔茨眼睁睁看着排头的战友被打成筛子，鲜血在黄绿色的毒气中绽放成诡异的花朵。
在战线左翼，德军第127步兵团试图重演4月22日的毒气突破战术。士兵们打开氯气钢瓶，黄绿色的毒雾随风飘向加拿大军队的阵地。然而，协约国士兵已熟练佩戴上改良后的防毒面具，他们依托战壕中的石灰和尿湿的布条，将毒气的致命影响降到最低。加拿大士兵甚至发起反冲锋，端着刺刀杀入毒气云，与德军展开近距离白刃战。
冯·格罗尔曼中将在观察哨中目睹了左翼的溃败，他抓起电话向总参谋部咆哮：“必须立即调派预备队！”但电话线另一端传来的却是冰冷的答复：“整个西线已无可用之兵，第26军必须依靠现有兵力达成突破。”此时的德军总参谋部正忙于将部队东调应对俄军，伊普尔战场已沦为战略牵制的牺牲品。
中午时分，德军指挥部收到情报：协约国的坦克部队正从后方赶来。尽管此时的坦克尚属试验阶段，但德军士兵对这种钢铁怪物的恐惧已在战壕中蔓延。冯·格罗尔曼不得不下令收缩防线，集中兵力防守已占领的部分战壕。然而，协约国的炮火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德军的战壕在爆炸中不断坍塌，士兵们在弹坑间辗转腾挪，伤亡数字急剧攀升。
下士卡尔·米勒所在的连队在圣朱利安村西侧的树林中遭遇伏击。加拿大狙击手隐藏在树梢，精准射杀暴露的德军士兵。米勒趴在泥泞的战壕里，听着头顶子弹的呼啸声，突然感到后背一阵剧痛——一块弹片撕开了他的军装，鲜血浸透了绷带。他挣扎着取出急救包，却发现吗啡注射液早已用尽，只能咬着牙用刺刀挑出弹片。
夜幕降临时，米勒和幸存的战友们奉命撤退。他们踩着战友的尸体往回走，月光下，战场变成了一片尸山血海。一名受伤的德军士兵抓住米勒的裤脚，用微弱的声音哀求：“带上我……”但米勒只能狠心踢开他——后方的担架队早已被协约国炮火摧毁，留在战场上的伤兵只有死路一条。
德军指挥部内，冯·格罗尔曼中将在煤油灯下签署了撤退命令。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像困兽般攻击着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防线，每前进一步都要用士兵的尸体铺路。毒气没能带来胜利，反而让协约国找到了更残酷的报复方式。”此时的德军已消耗了西线70%的氯气储备，却只换来协约国军队对化学战的全面效仿。
4月30日深夜，德军开始秘密撤离前沿阵地。他们炸毁了无法带走的火炮，将重伤员留在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中。当协约国军队次日清晨发现德军防线的异常寂静时，他们谨慎地发起试探性进攻，却只看到满地的弹壳、尸体和丢弃的防毒面具。至此，德军在伊普尔突出部的攻势彻底宣告失败，第二次伊普尔战役成为消耗战的经典案例。
这场战役中，德军首次大规模使用毒气，却未能突破协约国的防线，反而促使国际社会加速制定《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化学武器。对于德军士兵而言，4月30日的溃败标志着战争幻想的破灭——他们不再是“九月奇迹”中的胜利者，而是陷入堑壕地狱的囚徒。冯·格罗尔曼中将在战后总结中写道：“当我们用毒气玷污战争规则时，就注定了这场战争将以人类文明的全面堕落而告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伊普尔战场将继续见证双方的拉锯战，而4月30日的血色黄昏，成为德军西线战略破产的转折点。这场战役不仅暴露了德国军事领导层的战略短视，更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演变为一场吞噬整个欧洲的血腥绞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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