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十七岁的程昱（yu）独坐东阿老宅，望着庭院中枯败的槐树枝桠。三十年前那场以“人脯充粮”的惨剧突然涌入脑海，他颤抖着将案头的酒盏摔得粉碎，喃喃道：“乱世之中，岂有完人？”这位被曹操赞为“程昱之胆，过于贲育（bēn yu，孟贲、夏育，古代勇士 ）”的谋臣，一生都在权谋与人性的夹缝中挣扎。
一、东阿孤城：乱世初显的铁血手腕
初平三年（192年），黄巾军余部三十万围攻东阿。时任寿张令的程昱登城远望，见城外流民裹挟着黄巾军如黑云压城。城中百姓惶惶不安，有人提议开城投降，程昱按剑怒喝：“黄巾无纲纪，降之必为所屠！吾观其虽众，然乌合之众耳！”（《魏略》）
他一面组织老弱守城，一面派人暗通巨野县令靳允，设计斩杀黄巾军内应。当援军赶到时，东阿城头的旌旗已染满血污。此役后，程昱“胆勇”之名传遍兖州，曹操亲至东阿，执其手道：“若非仲德（程昱字 ），吾无兖州矣！”（《三国志》）
二、“人脯充粮”：道德争议的血色烙印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征讨徐州，张邈、陈宫趁机引吕布袭取兖州。战乱导致饥荒，曹操军队断粮，向袁绍求援。袁绍提出条件：程昱必须将家人送往邺城为人质。
程昱连夜召集东阿豪强，坦言：“袁绍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今若往，必为所吞。”（《三国志》）为解决粮荒，他下令收集民间存粮，甚至默许士兵“杂以人脯”（《魏晋世语》）。这个决定让程昱背负了千古骂名，清代学者王夫之痛斥：“程昱之恶，浮于李傕、郭汜矣！”
但曹操却始终视程昱为心腹。官渡之战前，袁绍十万大军压境，程昱仅率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增兵，他却说：“袁绍若知昱兵少，必轻之不来；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三国志》）这种近乎赌命的谋略，恰恰契合曹操“兵行险着”的风格。
三、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政治智慧
建安五年（200年），程昱与郭嘉、董昭等力劝曹操称魏公。但当曹操进位后，他却主动交出兵权，闭门谢客。有人问其故，他叹道：“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魏略》）
这种清醒在乱世中极为罕见。相比荀彧因反对称魏公而死，程昱早已看透：“吾本‘粗猛’（曹操对程昱的评价 ）之人，能封侯食邑，岂可不满足？”（《三国志》）曹丕称帝后，欲封程昱为三公，他以“老迈多病”推辞，临终前留下遗言：“吾一生多杀戮，死后勿行厚葬，以免触怒鬼神。”
四、性格争议：刚戾背后的生存哲学
《三国志》称程昱“性刚戾，与人多迕”，最典型的冲突发生在曹操征荆州时。刘备携百姓南逃，程昱劝曹操“急追之，备必败”，但曹操未采纳，结果刘备据江陵，成日后大患。此事被裴松之批注：“程昱之谋未行，惜哉！”
但程昱的“刚”，实则源于乱世生存的极端理性。他曾对亲信说：“乱世之中，妇人之仁乃取死之道。昔者田横烹郦食其（li yi ji），吾岂不知杀降不祥？然不杀之，必为后患！”（《魏略》）这种“宁负骂名，不负主公”的作风，让他在曹操阵营中既受重用，也遭忌惮。
五、身后余波：从“罪人”到“功臣”的历史重评
程昱死后，曹魏君臣对其评价呈现两极：
- 官方褒奖：曹睿追封其为“车骑将军”，配享曹操庙庭，赞其“折冲左右，助成霸业”；
- 民间贬斥：东阿百姓私下称其为“食人恶魔”，野史《世说新语》更添油加醋，说程昱府中常有冤魂夜啼。
这种矛盾在后世愈演愈烈。明代学者李贽为其辩护：“程昱非残忍，乃乱世求生之术耳。”而清代考据学家赵翼则反驳：“无论乱世治世，食人者终为罪人！”
六、历史镜鉴：极端时代的人性抉择
程昱的一生，是乱世中“实用主义者”的缩影。他既无荀彧匡扶汉室的理想，也不像郭嘉般追求智谋传奇，而是将“生存”与“忠诚”视为最高准则。在“人脯充粮”的争议背后，折射的是战乱年代的残酷真相——当道德与生存冲突时，多数人被迫做出违背人性的选择。
但程昱的智慧在于，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定位。交出兵权、拒绝高位，这些举动让他在曹操、曹丕两朝都得以善终。正如他临终前所说：“吾一生如走钢丝，今终能平安落地矣。”
结语：
程昱的故事，是理解三国乱世的一把钥匙。他的铁血与刚戾，既是乱世的产物，也是生存的手段。在“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权谋逻辑下，他选择背负骂名，为曹操霸业扫清障碍。这种“以罪身换功勋”的人生轨迹，至今仍引发后人深思：在极端环境中，道德的底线究竟该划在哪里？而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臣”，又该如何被历史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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