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第一犁，赵铁柱扛着锄头往酒坊遗址走时，露水还挂在草叶上，打湿了裤脚。他要在去年发现酒坊痕迹的地方种高粱——上次酿新麦酒时说的话，得算数。
“赵叔，等等俺！”狗蛋背着半袋高粱种，跑得气喘吁吁，种子袋上的麻绳勒得肩膀发红，“俺爷说这是留了十年的老种，比新种耐旱，出的酒更绵。”
周丫提着个竹篮跟在后面，里面装着半截蜡烛和一小捆红绳。“张大爷说，种高粱得先点根蜡烛，在边上系红绳，求个顺顺当当，”她把蜡烛往石头上放，风一吹，火苗歪歪扭扭的，“你看，火苗没灭，是好兆头。”
李木匠扛着个新做的小木牌，牌上没写字，只刻了株高粱。“等苗长出来，再把名字刻上去，”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这木头是去年修渠时剩下的桑木，结实。”
遗址上的陶片和石碾盘早就被清理到一边，堆成个小丘。赵铁柱挥着锄头翻土，土块里还能看见烧焦的木屑——那是酒坊失火时留下的痕迹。“这土看着瘦，”他抓起一把捏了捏，“得掺点渠边的黑土，那儿肥。”
狗蛋一听，立马往渠边跑，裤腿卷到膝盖，踩着冰凉的渠水捞黑泥，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胸前的衣襟。“这泥里有小鱼！”他惊呼着，却没停手，把黑泥捧进竹筐，一趟趟往遗址运，筐沿的泥水滴在地上，画出弯弯曲曲的线。
翻到第三犁时，锄头“当”的一声磕到硬物。赵铁柱停下，用手刨开土，露出块青花瓷片，边缘带着钴料的蓝，画着半朵牡丹。
“是酒坊的酒杯碎片！”周丫凑过来，小心翼翼地捡起来，“俺娘有个陪嫁的罐子，花纹跟这个一样，她说这叫‘青花缠枝’，以前只有办喜事才拿出来用。”
狗蛋也挖出块碎片，上面有个“酒”字，笔画粗拙，像是用手指直接划在瓷坯上的。“这肯定是酿酒的人刻的，”他把碎片往衣服上蹭了蹭，“你看这力道，跟俺爹刻木牌似的，生怕别人看不清。”
李木匠蹲在石碾盘旁，用刷子清理盘面的凹槽，忽然说：“这碾盘上有字！”众人围过去，只见凹槽深处刻着“丙午年麦”，字迹被磨得很浅，得凑近了才看得清。
“丙午年？”张大爷不知啥时拄着拐杖来了，他眯着眼想了想，“那是六十年前了，那年大旱，麦收只有三成，酒坊还捐了两坛酒给赈灾的人，这事族谱上记着呢。”他用拐杖敲了敲碾盘，“这盘就是那时用来碾麦酿酒的，怪不得槽里还卡着麦壳。”
周丫把碎瓷片拼了拼，勉强能看出是个碗的形状，碗底有个小缺口。“说不定是当年喝酒的人不小心摔的，”她找了块布，把碎片包起来，“得收好，等高粱长高了，放在旁边当念想。”
赵铁柱继续翻土，忽然感觉锄头变沉了，往下一挖，带出个铁钩子，锈迹斑斑，钩尖还缠着几缕烂麻。“是挂酒桶的钩子，”他掂量着，“以前把酒桶挂在梁上，就靠这玩意儿承重。”
狗蛋抢过铁钩，往自己胳膊上勾了勾，咧着嘴笑：“够锋利！俺爷的工具箱里也有个差不多的，用来钩柴火特别方便。”
种完高粱的第十天，嫩绿的苗尖刚冒出土，赵铁柱一早去看时，发现每片叶子上都滚着露珠，在阳光下亮得像碎钻。
“赵叔，你看这苗，有的高有的矮，”狗蛋蹲在田埂上，数着苗数，“高的那几棵，根肯定扎得深。”他想伸手去拨，被赵铁柱拦住了。
“别碰，”赵铁柱说，“苗尖嫩，碰了容易蔫。”他从渠边摘了片大荷叶，轻轻盖在最矮的那棵苗上，“这样能挡挡太阳。”
周丫提着个小水壶来浇水，壶是用上次发现的老陶罐改的，她在罐底钻了个小孔，壶里的水顺着孔往下滴，正好落在苗根上。“俺娘说，浇水不能急，得像给小孩喂饭似的，一点一点来。”
刚浇完，李木匠扛着块木板过来，上面用墨笔写着“高粱坪”三个字，是他昨夜写的，笔锋很稳。“跟‘双水汇’的木牌配成一对，”他把木板架在石碾盘上，“以后这儿就叫这名儿。”
忽然，狗蛋指着苗丛喊：“有虫子！”一只青绿色的虫子正啃着叶子，他伸手要捏，却见张大爷摇着拐杖过来，手里捏着片艾草叶。
“用这个蹭蹭，虫子就跑了，”张大爷示范着，把艾草叶在苗上扫了扫，虫子果然蜷成一团掉下来，“以前酒坊的人都这么弄，不用药，高粱长得更精神。”
赵铁柱看着艾草叶上的纹路，忽然想起去年找到的铜漏斗，那漏斗内侧也刻着类似的纹路。“张大爷，这艾草是不是也能酿酒？”
张大爷笑了：“你还真问着了！以前酒坊酿‘艾酒’，就用这苗尖上的露水拌艾草，说是能祛风湿。你奶奶当年就爱喝这个。”
傍晚收工时，赵铁柱坐在石碾盘上，看着夕阳把高粱苗的影子拉得老长。狗蛋把捡来的碎瓷片摆成个圆圈，周丫往圈里插了三炷香——是她从祠堂拿来的，说给老酒坊的先人们拜拜。
李木匠在碾盘旁支起个简易的木架，把那只老酒壶挂在架上，壶嘴对着高粱苗，像是在“浇灌”它们。“等高粱熟了，就用这壶酿新酒，”他摸着壶身的刻纹，“到时候请全村人来喝。”
张大爷慢悠悠地说：“酿的时候，还得请陈家媳妇来掌勺，她太爷爷的手艺，就数她学得最像。”
陈家媳妇正好提着篮子经过，听见这话，脸颊红了：“张大爷又取笑俺！”篮子里的薄荷草还带着水汽，她抓了一把塞进老酒壶，“先让壶里香起来，等高粱熟了，香味能串得更远。”
狗蛋蹦蹦跳跳地去渠边打水，回来时给每个人递了碗，渠水混着薄荷的清冽，喝下去浑身舒坦。远处的渠水哗哗流着，近处的高粱苗轻轻晃着，石碾盘上的“丙午年麦”在暮色里渐渐模糊，只有那只老酒壶，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像在说：别急，好日子还长着呢。
赵铁柱看着这一切，拿起锄头往回走。裤脚的泥块干了，蹭在地上簌簌掉渣，却一点不觉得沉。他知道，等秋天高粱红了，这儿又会有新的故事，就像这渠水，流着流着，总会长出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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