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配户当差”制度：世袭户籍下的社会枷锁
一、制度背景与核心设计：洪武治国的秩序重构
1. 战乱废墟上的统治需求
元朝末年，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使全国人口锐减。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人丁仅约1600万，较元初减少近70%，北方多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朱元璋出身底层，深知“民者，国之本也”，为快速恢复农耕经济、保障兵源与赋役，亟需一套将人口固化于特定职业的管理体系。其制度构想既继承了元朝“诸色户计”的世袭逻辑（如军户、匠户的分类），又强化了“以籍定役”的强制力——元朝户籍尚可通过“投下户”等形式变动，而明朝则以《大明律》规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将户籍世袭上升为国家法律。
2. “配户当差”的制度骨架
- 分类逻辑：以职业为核心，将户籍分为三大层级：
- 核心役户：军户（军事）、匠户（手工业）、民户（农耕）、灶户（制盐），承担国家最基础的劳役需求；
- 专业役户：儒户（科举预备）、医户（医疗）、阴阳户（风水历法），服务于官僚体系与社会管理；
- 特殊役户：乐户（乐舞）、丐户（贱籍），从事被视为“卑贱”的职业，户籍世代不得变更。
- 管理工具：与“黄册制度”深度绑定。洪武十四年（1381年）推行的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详细登记人户“丁口、田宅、资产”，并在封皮标注户种（如“军户”“匠户”），成为“配户当差”的执行依据。地方官府按黄册强制征调劳役，“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明史·食货志》）。
二、典型户种的运作机制：从职业绑定到生存困境
1. 军户：被土地与兵役双重捆绑的“国家农奴”
（1）军事-农耕的双重负担
明朝军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5%，总数超200万户。其管理实行“卫所制”，全国设17个都司、329个卫，军户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原则，平时50%以上精力用于耕种军屯土地，所产粮食除自给外，需向卫所缴纳“子粒”（军粮），每亩定额0.3-0.5石，远超民户田赋（平均每亩0.1石）。遇战事时，卫所按“正丁”征调，如永乐年间北征蒙古，每次征调军户达数十万，“父子兄弟相继死于兵戈”（《明通鉴》）。
（2）世袭制下的恶性循环
- 替补机制：军户需登记“正丁”（服役者）、“余丁”（替补者）、“继丁”（幼丁），形成三级替补体系。若正丁逃亡或战死，余丁必须补位，否则全家治罪。如宣德年间，山西行都司军户因逃亡被“勾补”（追捕替补）者达12万人，许多家庭为避役“父子离散，夫妻分携”（《明宣宗实录》）。
- 土地侵占：军官利用职权兼并军屯，如成化年间，大同、宣府等地军屯“十之七八为将校所占”，军户无地可耕，却仍需缴纳子粒，被迫“卖儿鬻女，逃窜他方”。至嘉靖年间，九边卫所军户逃亡率普遍超60%，如辽东定辽左卫原额军人，实存仅2533人，“军伍空虚，边备废弛”（《明世宗实录》）。
2. 匠户：官营手工业的技术囚徒
（1）轮班与住坐：两种奴役模式
- 轮班匠：全国约23万匠户中，80%为轮班匠，按地域分为13布政司，每三年服役3个月，往返路费自备。如福建轮班匠赴京服役，单程需耗时两月，“半载奔波，生计尽废”。
- 住坐匠：约5万匠户被编入北京、南京的官营作坊（如工部织染局），每月服役10天，朝廷日给米3升，但工匠需自带工具物料，“名为服役，实则倾家”（《明会典》）。
（2）技术垄断与制度松动
- 朝廷为防止技术外流，规定“匠户子女，不得与民户通婚，世守其业”，如景德镇御窑厂的陶匠，世代不得改行，导致“技艺日拙，创新者少”。
- 正统年间，匠户因逃亡严重，朝廷被迫改革：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允许轮班匠“纳银代役”，每人每年纳银4钱5分，较服役成本降低60%。至嘉靖年间，90%以上轮班匠已以银代役，匠籍制度名存实亡，但住坐匠仍被强制服役至明末。
3. 民户：农耕经济的赋税基石与徭役主体
（1）里甲制下的严密控制
民户占全国户数的70%，其管理依托“里甲制”：110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为甲首，每甲10户。里长负责编造黄册、催征赋税、管理徭役，“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明史·食货志》）。如浙江嘉兴府某里，里长需每年统计人户“生老病死、田宅买卖”，若隐匿不报，“杖一百，流三千里”。
（2）双重负担：田赋与徭役的压榨
- 田赋：分夏税（麦）、秋粮（米），江南地区因土地肥沃，亩税高达0.8石（如苏州府），为北方的8倍。洪武年间，江南民户“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而亩税乃至一石”，被迫“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亦一石”，终岁辛劳“仅足供赋役而已”（《日知录》）。
- 徭役：分“正役”（里甲催征）、“杂役”（修河、运粮、官差）。如永乐年间开凿会通河，征调民户达30万，“死者相枕藉，役夫怨声载道”；成化年间，北京官府采办物料，民户需“亲赴京输纳，路费耗其半，货物损其半”，往往“鬻田卖产，罄家以偿”（《明宪宗实录》）。
三、制度的深层逻辑与社会代价：控制与僵化的悖论
1. 朱元璋的治国理想：构建静态社会秩序
- 意识形态基础：朱元璋以“天命论”强化户籍世袭的合法性，称“天生蒸民，有欲不能自遂，于是乎立之君，使司牧之”，百姓各守其业是“顺天应命”。其《大诰》中反复强调“民有恒产，始有恒心”，试图通过户籍固化防止“游民”滋生，认为“农惰则田荒，工惰则器窳，商惰则货匮，皆足以病国”。
- 中央集权工具：“配户当差”与“废丞相、设三司”“分封藩王”等举措构成权力网络——军户保障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匠户垄断官营经济，民户提供财政基础，使“天下之役，皆出于朝廷之命”（《明通典》）。黄册制度更将全国人口纳入中央数据库，据学者研究，洪武朝黄册登记的人丁、田亩误差率均小于5%，为古代户籍管理的巅峰。
2. 社会流动的窒息：阶层固化的千年未有之局
- 职业壁垒：唐宋时期，“工商之子亦登仕进”（如唐朝盐商之子可科举），而明朝规定“匠户、军户子孙，虽读书登科，止授原籍官职”，即便是状元郎，若出身军户，也只能担任与军事相关的职位。如宣德年间状元马愉，因父为军户，被迫“带军籍入仕”，终身不得脱离军户身份。
- 地域禁锢：民户离开原籍需申请“路引”（通行证），“凡军民人等出行，百里外即验文引”，无引者以“逃民”论，“杖一百，发还原籍”。这种制度使明朝中期以前，跨区域流动的人口不足5%，而宋朝同期达20%以上。
3. 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危机：制度成本的总爆发
- 经济层面：官营手工业因匠户消极怠工而效率低下。如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宫殿，住坐匠“每日工作，磨洋工者十之六七”，导致工期拖延14年，成本超预算3倍；而民营手工业却在压制下悄然崛起，至万历年间，苏州民营纺织业已拥有织机1.5万台，雇工3万人，产量是官营作坊的10倍，形成“官衰民兴”的局面。
- 军事层面：军户逃亡使卫所制崩溃，朝廷被迫实行“募兵制”。如嘉靖年间，蓟镇募兵年饷银1.2两\/人，为军户屯田成本的3倍，全国募兵军费占财政支出的60%，至万历年间，军费缺口达800万两，直接引发“辽饷加派”，加速明末民变（第213集）。
四、制度的崩溃轨迹与历史遗产：从世袭枷锁到近代转型
1. 瓦解的多重动因
- 土地兼并的冲击：明中后期，皇族、官僚、地主通过“投献”“诡寄”等手段兼并土地，如万历年间，福王朱常洵占田达200万亩，河南一半耕地被王府与豪强占据。失去土地的民户、军户沦为流民，正德年间全国流民超600万，占总人口的12%，黄册登记的人丁从洪武26年的6054万降至隆庆元年的5152万，虚减近15%。
- 一条鞭法的釜底抽薪：张居正改革（1581年）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银税，“计亩征银，折办于官”，使户籍与劳役的直接绑定松弛。匠户纳银代役成为定制，军户也可“纳银免勾”，“配户当差”失去经济基础。至天启年间，朝廷征收的役银达4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0%，劳役货币化不可逆转。
2. 对后世的制度遗产
- 清朝的修正与转型：清朝虽继承“军户”“匠户”之名，但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第214集）将丁银并入田赋，彻底废除人头税，百姓“身丁与地丁合一”，户籍不再直接关联劳役。乾隆年间更下令“豁除匠籍”，延续600年的匠户世袭制终结。
- 近代户籍的历史镜鉴：明朝户籍制度的僵化表明，当经济形态从农耕向商品经济转型时，强制职业世袭必然阻碍社会发展。清末新政（1901年）推行户籍改革，借鉴日本《户籍法》，强调“保障公民权利”，放弃“役户”分类，正是对明朝制度弊端的历史性矫正。
3. 学术史的再审视
- 历史学家梁方仲在《明代黄册制度》中指出，“配户当差”本质是“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超经济强制分配”，其崩溃是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胜利。
- 社会学家费孝通则认为，该制度将“乡土中国”的“安土重迁”理念推向极端，“户籍如枷锁，将人固着于土地与职业，形成超稳定但缺乏活力的社会结构”。
结语：世袭户籍的历史辩证法
明朝“配户当差”制度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逻辑顶点——它以空前的强制力实现了“人皆有业”的统治理想，却也因过度僵化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从洪武年间的严密控制到万历年间的名存实亡，其兴衰轨迹印证了一个真理：任何户籍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能否与经济形态、社会流动相适应。当清朝通过“摊丁入亩”解开人身依附的枷锁时，中国户籍制度才真正踏上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型的道路，而这一转型的思想资源，恰恰孕育于明朝世袭户籍崩溃的历史教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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