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花不知道自己在地上坐了多久，直到窗台上的闹钟“当”地敲了九下。那是王老太送她的旧闹钟，钟摆早就锈了，只能靠发条走时，每次响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
她忽然想起什么，猛地站起身，抓起桌上的手电筒，踉跄着冲出家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摇晃，照亮了楼梯扶手上的裂痕，还有台阶上那道暗红色的印记——从三楼一直蜿蜒到二楼，像条凝固的蛇。
赵师傅的房门没锁，虚掩着，留着一道缝。阿花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草药味混着烧纸的气息扑面而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浓重。屋里没开灯，只有手电筒的光柱扫过那些堆在墙角的杂物，扫过地上那摊还没干透的暗红色液体，最后落在了床头柜上。
那里放着个半开的木盒子，盒子里铺着黑布，布上摆着些细小的物件：几颗不同样式的纽扣，一截蓝线，半块磨损的红玛瑙，还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阿花的呼吸顿住了。照片上是个穿着斜襟褂子的年轻女人，梳着发髻，领口别着颗红玛瑙扣，正对着镜头微笑。女人的眉眼间，竟和王老太有七分相似。照片旁边压着张纸条，是用同样的黑炭写的，字迹比之前那张工整些：
“姑婆说，冷的时候要缝严实些。她总掉扣子，我得一颗颗找回来。”
“张大爷的烟袋锅，李寡妇的绣鞋，还有……那个总擦门槛的姑娘，她说过冷。”
“线快用完了，最后一针要最结实的。”
阿花的手指颤抖着抚过那些纽扣，指尖触到那颗黑塑料扣时，突然想起王老太去年冬天说过的话。那天她帮王老太晒被子，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眯着眼睛说：“我有个远房侄孙，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太灵光，就爱捡些碎线头缝东西。他娘走得早，我给他缝过件棉袄，他总说‘姑婆的线最暖和’……后来听说去学修钟表了，再没见过。”
当时阿花只当是老人的絮叨，没放在心上。现在想来，赵师傅腰上的黑布，他总说的“腰疼”，他含混不清的话，哪里是修钟表的？分明是脑膜炎留下的后遗症。他不是来害人的，他只是在完成一个执念——像姑婆当年给他缝棉袄那样，给这些“冷”的人，缝一件不会掉扣子的“衣服”。
手电筒的光柱晃了晃，照在墙角的藤编筐上。筐里的黑布已经被拿走了，只剩下些细碎的骨头渣，渣子里混着些灰白色的粉末，像是烧过的骨灰。阿花忽然想起王老太的侄女来收拾遗物时，说过一句“姑婆生前总念叨，死后要把骨灰掺在棉花里，说这样暖和”。
原来赵师傅都听见了。他把王老太的骨灰掺进了“布料”里，用她生前的纽扣、线头，一针一线地缝进那件拼凑起来的“寿衣”里。他说的“暖和”，是这个意思。
阿花走到墙角，掀开那块盖着碎骨架的黑布。下面除了那些白森森的骨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布偶，是用各种碎布拼起来的，领口缝着颗红玛瑙扣，手腕处缠着蓝线，脚上穿着只掉了跟的布鞋。布偶的胸口处，别着颗新缝的黑塑料扣。
是她的那颗。
手电筒从布偶身上移开，照向里屋的床底。那里露着个坛子的一角，坛口的泥封已经裂开，隐约能看见里面装着些灰黑色的东西。阿花伸手把坛子拖出来，看清了坛口贴着的那张褪色的红纸——是她腌酸豆角的坛子！上次阳台漏水后，她嫌坛底沾了霉斑，随手扔在了楼道拐角，原来被赵师傅捡了回来。
坛子里没有酸豆角，只有些揉成团的黄纸，纸上用黑炭画着歪歪扭扭的十字，和他纸箱上的记号一模一样。黄纸团中间，埋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刻着三个字：王秀莲。
是王老太的名字。
阿花突然明白了。赵师傅不是在杀人，他是在“收”人。那些被他“缝”进布里的，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从姑婆开始，捡回他们生前的物件，用碎骨和骨灰做“芯”，用针线把他们拼起来，放进坛子里，让他们“暖和”地待着。
陈奶奶看见的“黄脸影子”，是他正在拼凑的王老太。老李头说的“寿衣”，是他缝到一半的布偶。那张写着“下一个就是她”的纸条，指的不是要伤害谁，而是提醒自己，下一个要找的“扣子”，是阿花的。
因为她也说过冷。
手电筒从坛子里移开，照向门后的挂钩。那里挂着件蓝布褂子，是赵师傅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布料上，还留着被刀划破的口子。褂子的口袋里，露出半截东西，阿花伸手掏出来，发现是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包。
布包里裹着颗牙齿，黄黑色的，磨损得很厉害，像是老年人的牙。牙齿旁边，压着张更小的纸条：“姑婆掉的牙，要缝在领口，这样她就不会再喊牙疼了。”
阿花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她想起王老太生前总念叨牙疼，说“这颗老牙松了，总磨舌头”，她还劝过“拔了吧，镶颗新的”，王老太总说“留着，是自个儿身上的东西”。
原来赵师傅什么都知道。他听着楼道里的动静，记着每个人说过的话，捡着那些被丢弃的、属于“他们”的东西，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个他认为圆满的结局。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风声，吹得窗棂“吱呀”作响。阿花回头，看见月光从窗缝里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影子的末端，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晃动。
她慢慢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楼下的空地上，陈奶奶儿子正指挥着警察抬走赵师傅的担架，老李头蹲在地上，用烟袋锅子扒拉着什么。而在那堆废弃的木料旁边，放着个熟悉的藤编筐，筐里铺着黑布，布上摆着颗黑塑料扣。
是她衬衫上的那颗。
阿花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那圈灰黑色的印记不知何时已经淡了下去，只剩下一道浅浅的勒痕，像根松了的线。她摸了摸领口，那里空荡荡的，没有纽扣，只有风顺着脖颈灌进去，带着一丝凉意。
但这次，她没觉得冷。
第二天，警察又来了，拿走了赵师傅屋里的木盒、坛子和照片。他们没找到阿花说的碎骨架，也没找到那个布偶，只当是她受了惊吓产生的幻觉。赵师傅被送进了医院，据说一直昏迷着，嘴里偶尔会念叨“缝最后一针”。
筒子楼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楼道里的脚步声比以前轻了许多。张叔和李婶见了面，不再说东家长西家短，只是互相点点头，匆匆走过。老李头再也没提过招租的事，王老太隔壁的那间屋，就那么一直空着，门把手上渐渐积了层薄灰。
阿花依旧每天擦门槛，只是不再抱怨水龙头上的菜叶。她把王老太的旧闹钟修好了，钟摆重新开始摆动，“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轻轻缝纫。
有天早上，她去倒垃圾，看见赵师傅门口的藤编筐还在，筐里的黑布上，放着颗崭新的红玛瑙扣。她犹豫了一下，弯腰捡起来，用衣角擦了擦上面的灰。
阳光透过楼道的窗户照进来，红玛瑙扣在她手心里闪着温润的光，像一滴凝固的血。
阿花把扣子揣进兜里，转身回家。路过王老太门口时，她停了停，轻轻敲了敲门，就像以前王老太还在时那样。
屋里没有回应，只有风从门缝里钻进去，发出一阵极轻的叹息，像是谁在说：“暖和了。”
她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口袋里的红玛瑙扣，随着她的脚步轻轻晃动，像是在应和着什么。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黑暗中，只有她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那些看不见的线头上，朝着自家门口走去。门把手上，王老太送的桃木挂件轻轻摇晃，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像一幅刚刚缝好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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