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玻璃厂的天窗斜斜地漏下来，落在刘好仃的肩头。他正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折叠桌上，面前摆着三摞不同颜色的问卷纸：蓝色的是中文版，绿色是越南语，红色是西班牙语。小林和陈文强分坐两侧，一边低声讨论翻译细节，一边用铅笔在纸上做标记。
“这个‘参与感’应该怎么翻？”小林皱眉，“中文里听起来挺积极的，但在越南语里会不会有点强迫意味？”
“改成‘你愿意参加吗？’”陈文强轻声说，“简单直接。”
刘好仃点点头：“对，我们要让他们觉得这是在问意见，不是在检查他们有没有配合。”
窗外传来一阵轻微的敲击声，是车间那边在进行钢化测试。那声音像是某种节奏，一下下敲在人心里。
“你们说，他们会认真填吗？”小林忽然抬头，“有些墨西哥员工上次活动结束后就跟我说，这种东西他们以前也填过，但从来没人看过。”
刘好仃笑了笑：“那就让他们看到结果。”
问卷发出去的第一天，回收率还不错。可到了第三天，进度卡在了百分之六十五。
“墨西哥那边好像不太积极。”小林把数据表推到刘好仃面前，“越南员工倒是都交了，但内容都很简短，基本就是‘还可以’‘还行吧’。”
“这不是敷衍，是习惯。”刘好仃看着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打勾，“他们在表达上更含蓄，怕说错话，影响工作。”
“那怎么办？再发一遍？”
“不，换个方式。”刘好仃拿起一支红笔，在图表下方画了个圈，“我们得让问卷变成一种对话，而不是考试。”
第二天，车间门口多了一个小小的“反馈角”。几张彩色便签纸、几支马克笔，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你说什么，我们都听。”
很快，便签纸上就写满了字。有英文的，有西班牙语的，还有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有人写下自己的家乡故事，有人画了一幅简单的笑脸，还有人只写了一句：“我今天很开心。”
刘好仃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匿名团队凝聚力测试的结果比预想中复杂得多。
“整体信任度提升了，但国籍之间还是有明显落差。”小林指着屏幕上的一组柱状图，“尤其是中国员工对墨西哥同事的依赖指数，只有不到四成。”
“这说明什么？”刘好仃问。
“可能是语言障碍，也可能是文化误解。”小林翻开报告，“比如，有个问题问‘是否愿意将关键任务交给对方’，很多中国员工选择了‘否’，理由是‘沟通不够顺畅’。”
“那墨西哥员工呢？”
“他们大多数选了‘不确定’。”小林顿了顿，“有一段留言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你们很好，但我还是不太敢开口。’”
刘好仃听完，轻轻点了点那份报告的页脚：“语言墙。”
“嗯？”
“我们以为大家能听懂彼此的话就够了，其实不是。”他说，“语言不只是工具，它还是一种安全感。”
小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总结会议那天，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微妙。
“现在培训结束了，效果也不错。”一位管理层代表摊开手，“我看没必要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是啊，员工稳定率也没下降。”另一位附和，“不如把预算投入到生产线上。”
刘好仃没急着反驳，而是打开投影，调出之前的数据图表。
“表面上看，一切都在好转。”他指着屏幕上的曲线，“但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等于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制度执行 ≠ 员工认同。”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
“文化不是口号，也不是一次活动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行为习惯，是信任的建立，是每天都要做的选择。”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所以，我提出一个‘文化融合深化计划’。”刘好仃继续说道，“包括设立双语沟通角、跨文化导师制，以及定期组织小型协作项目。”
“怎么操作？”有人问。
“很简单。”他笑了笑，“比如，每周安排一次咖啡时间，由不同国家的员工轮流主持；或者让老员工带新员工，一对一交流。”
“这会不会太理想化了？”
“也许吧。”刘好仃耸肩，“但理想不是坏事，只要我们一步步来。”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掌声，虽然不算热烈，但足以让人感受到一丝温度。
几天后，刘好仃在车间巡视时，看见陈文强正在教一名墨西哥员工使用测量仪。
“这里要垂直放进去，不然读数会不准。”陈文强一边演示，一边用夹杂着西班牙词汇的英语解释。
那名墨西哥员工点点头，接过仪器，小心翼翼地试了一遍。
“怎么样？”刘好仃走过去问。
“比我想象中容易多了。”那人笑着回答，“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刘好仃看了眼陈文强，后者只是微微一笑，低头调整了一下设备。
“你小子越来越像个小老师了。”刘好仃拍拍他的肩膀。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起工作的。”陈文强轻声说。
刘好仃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夜幕降临时，刘好仃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放着一张便签纸。
上面写着：“你说得对，语言墙是可以打破的。”
他拿起那张纸，放进抽屉最底层。
窗外，厂区灯光亮起，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夜色里。
他靠在椅背上，望着那一片光点，心想：
我们还没赢，只是刚找到对手是谁。
下一秒，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小林发来的消息：
“刘哥，咖啡角明天下午三点开始，你来主持第一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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