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分，车间顶灯刚亮了一排，刘好仃已经站在东区一号卡盒前。他手里拎着三个新做的塑料盒，边角贴了荧光黄边条，像给沉默的铁皮柜戴上了醒目的耳环。他没急着挂，而是先蹲下，用抹布把挂钩擦了一遍，再把盒子稳稳挂上，动作慢得像在安放一块生日蛋糕。
小陈来交接时，看见那盒子正对着工位通道，离操作台不过四步。她愣了一下：“这么近？”
“近才看得见。”刘好仃把便签纸贴在盒侧，“试用一周，有意见写卡反馈。”他顿了顿，“不是征求意见，是请他们骂。”
老周来得晚，手里拎着保温杯，看见新卡盒先是一愣，接着笑出声：“你这是把红胶带精神发扬光大了啊。”
“路铺好了，总得有人走。”刘好仃递给他一份打印稿，“今天晨会，你讲五分钟，就说一件事——小李师傅的卡，地沟盖修了。”
老周皱眉：“就这？”
“就这。”刘好仃点头，“别讲制度，别念文件。就说‘写了有用’。”
晨会开始，老周站在队列前，没拿稿子，也没看人，只盯着地面说：“昨天质检组小李填了张卡，说东区三号地沟盖松了，踩上去晃。我下午路过，看见修好了，螺丝拧得比我家锅盖还紧。”他抬头，“你们写，我们看；我们看，厂里动。就这么简单。”
底下有人低声接话：“那我上周写的模具油污呢？”
“查了。”刘好仃接过话，“清洁组昨天擦了两遍，还加了防滑贴。没回音，是咱们没及时贴墙。”
这话一出，几双眼睛亮了。
中午十二点整，小陈在公告栏前贴上了第一期“回应墙”。五张参与卡整整齐齐排开，每张下面都有一行手写反馈。最中间那张，写着“设备漏油，存在滑倒风险”，旁边红笔写着：“维修组36小时处理完毕，已加装防护罩，油渍清理。”
车间主任路过时脚步一顿，盯着那张卡看了半分钟，低声说：“这会不会让人觉得咱们管理有问题？”
“主任，”刘好仃站到他旁边，“问题藏不住，回应才安心。咱们贴的不是‘有毛病’，是‘修得快’。”
主任没说话，看了眼围观的工人，转身走了。五分钟后，他回来时手里多了瓶记号笔，递给小陈：“下次用这个，字更清楚。”
下午三点，小李抱着文件夹进了维修组。组长正忙着拆泵，头也不抬：“又有卡？”
“东区二号机漏油，建议处理。”小李把卡递过去，“48小时回应制，东区试点。”
“排程满了。”组长摆手，“下周再说。”
小李没走，站在原地：“刘师傅说，这不是额外任务，是交接流程的一部分。卡写了，就得有人接。”
组长抬头：“谁定的规矩？”
“咱们自己。”小李把卡轻轻放在工具箱上，“小陈师傅昨天贴墙了，五张都回了。就差这张。”
两人对视几秒，组长终于叹口气，抓起对讲机：“小王，东区二号机，停机检查，优先。”
三十六小时后，小李拍下照片，贴回应墙，在反馈栏写下：“36小时，油止了。”
那晚，刘好仃在日志本上画了个小勾，旁边写：“闭环，第一例。”
微光榜的A4纸是第二天上午贴上去的。白纸黑字，边角有点卷，贴在公告栏最右下角，像怕占了别人地盘。纸上只有一行字：“致老陈：三周三卡，路在脚下。”
老陈是质检组的老工人，五十出头，话少，但从不漏交卡。他看到那张纸时正端着饭盒路过，脚步慢了半拍，没说话，低头吃饭。第二天，他多带了一盒笔，悄悄放进卡盒，又顺手把歪了的标识扶正。
文员开始抱怨补卡登记多了。原本一天两三张，现在五六张，全是“写完卡丢了”“卡没地方夹”。刘好仃去文员窗口时，正听见她在嘟囔：“又不是银行办业务，哪来这么多补办。”
他没辩解，只递过一张便签：“以后补卡不登记，直接领。领卡人签字就行。”
“那怎么统计？”
“不统计。”刘好仃说，“卡不是用来数的，是用来写的。写的人多了，自然有人看。”
文员愣住，几秒后笑了：“你这是反着来。”
“不是反，是绕开堵点。”他指了指卡盒，“路通了，车自然多。”
周五晨会，老周又讲了五分钟。这次他说：“西区老张填了张卡，说夜班照明不够。电工组看了，下周换灯管。不是因为卡写得多，是因为第一张卡回了，第二张就敢写了。”
底下有人笑：“那我明天写个加鸡腿行不行？”
“行。”刘好仃接过话，“写了，咱们就讨论。讨论了，就看能不能办。办不了，也得回一声——‘谢谢建议，成本暂不支持’。”
“那也算回？”那人瞪眼。
“算。”刘好仃点头，“声音落地，才算通。”
当天下午，回应墙更新。新增一张卡：“建议夜班加餐牛奶。”反馈写着：“后勤组评估中，两周内答复。”
小陈看着那行字，突然说：“其实……没人指望真给牛奶。”
“我知道。”刘好仃站在她旁边，“但他们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说。”
“现在能了。”小陈轻声说。
刘好仃没接话。他走到卡盒前，发现盒里笔换了——不是厂里配的黑色水笔，而是一支蓝色的，笔帽上贴着个小笑脸贴纸。他没动，只是把盒盖轻轻合上。
周一早上，东区卡盒第一次出现了排队交卡的场面。三个人等在旁边，手里捏着纸条，像在等挂号。小陈去收卡时，听见有人说：“我这张写得详细，别贴太低，让领导看不见。”
她笑了，没说话，把卡收进文件夹。
中午，刘好仃在工具间整理本周记录。小李进来，递上一张新卡：“西区二号炉温异常，建议校准。”
“谁写的？”
“匿名。”
刘好仃翻开日志本，在“信息通”一栏写下：“匿名卡出现——信任初建。”合上本子时，他看见最外层抽屉里，那卷红胶带还露着一小截，红得扎眼。
他没动它。
下午四点，老周来找他，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三班的老杨交的，说他儿子看了‘回应墙’，问他‘爸，你写的卡上墙了吗？’”
刘好仃接过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建议给新工人配防割手套。”下面是老杨的名字和工号。
“他以前从不写卡。”老周说，“说写了也没用。”
“现在写了。”刘好仃把卡放进待贴清单，“明天上墙。”
老周看着他：“你说，这条路，能走多远？”
刘好仃没回答。他走到公告栏前，把“深化工作，持续优化——始于今日”那张纸又往下压了压，换了个更牢的磁铁。
窗外，夕阳照在玻璃上，映出车间的轮廓。他转身，拿起粉笔，在白板最下方重新写了一行字：
“措施不在多，在通；通不在快，在稳。”
小李收拾完文件，抬头看见他蹲在地上，用红胶带把工具间的地线重新贴直。那条线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卡盒前，像一条刚铺好的小路。
他站起来，后退两步看了看，又往前走了一步，蹲下，把胶带边缘压得更紧。
粉笔灰落在他袖口，像一层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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