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顿时陷入沉寂，只有窗外的风雨声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扉。毛人凤路过于右任的身边，讥讽道：“你不如好好创办长安中山军事学校，做好驻陕总司令的工作，何必跑到这里来？你知道cc派与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是什么关系吗？”
毛人凤走到电灯开关旁，调侃道：“青天白日下开什么灯啊？”
于右任毫不示弱地回应：“上海难道不是暗无天日吗？”
毛人凤走到台前，指着于右任手中的拐杖，嘲笑道：“大监察院长，拄着拐杖跑来做什么？”
于右任机智地回答：“岂能让豺狼挡道！”
毛人凤不甘示弱：“我在‘黄埔’算是蒋校长的高材生，国字号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吴稚晖曾说过，共字号与苏联的密切联系危害中国未来发展，并且破坏中国文化。我来就是提醒你，不要和他们走得太近。”他目光锐利地盯着于右任，问道：“我做你的‘拐杖’如何？”
“你还不配！”于右任愤怒地斥责，随后补充道：“破窗而入者，非奸即盗。”
毛人凤纠正道：“是‘破门而入’！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会在大白天关着门吗？”他边说边走向房门，似乎要去取门。
此时，王至诚见毛人凤如此嚣张跋扈，仗着权势的样子，紧握着拳头想要站起来与毛人凤对峙，但还没起身就被靖尧拽住，低声道：“别冲动，保持冷静。”王至诚心中不满，却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冲动无济于事。
刘湛恩再次对毛人凤喝问：“沪江大学让你丢尽了！刚毕业一年，不拿成就汇报学校，这样子回来做什么？”此时，毛人凤打开房门，站在门旁冷笑道：“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这里给你们站岗放哨！”
“我们不欢迎你！”刘湛恩愤怒地用手推了推毛人凤。除了王至诚和于右任之外，与会者纷纷站了起来，显示出不满的态度。其中两位青年人是胡适和徐志摩，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戴着眼镜，显得非常有学识和气质。
胡适，松江府川沙县人，名嗣穈，字希疆，后来改名适，字适之。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景星学社的社员，北京大学着名教授，中国现代着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徐志摩，海宁人，原名章垫，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新月派的诗人，曾在沪江大学、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就读，并留学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胡适、徐志摩、都是当时社会的风云人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王至诚在北京美专就读的时候就认识他们，而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闯将，性格温和，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不会过于武断。王至诚心中想到，胡适和徐志摩身为北京大学教授，日理万机，怎么会来到上海？原来在1927年春，新月社的成员纷纷南下聚集在上海。此时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也移居上海，而胡适刚刚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正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同时，光华大学的教授吴宪承也前来邀请胡适和徐志摩加盟。
毛人凤看到胡适和徐志摩在场，意识到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便选择了离开，表面上是为了不与他们冲突。
“哎！”于右任长叹一声，拿出一盒香烟，抽了一支，陷入沉思。
胡适和徐志摩随后来到王至诚的面前，靖尧和柳叶借此机会悄然退去。王至诚侃侃而谈：“文化与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和长远计划，唯有文化教育才能拯救中国。”
胡适也表示：“欧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得益于几百年来留存下来的大学。看看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个不是在大学中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其他领域的人物，也都是受到大学教育深刻影响的。而中国有些华教会大学，却掌控着我们的教育权，逼迫学生学习他们的宗教，稍有不从就随意开除，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可理喻！”
王至诚回应道：“面对这样的行为，仅仅依靠舌战和笔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强制他们立案！”
“强制会不会引发事端？我们要保持冷静处理。”胡适担心地说。
徐志摩轻拍王至诚的肩膀，鼓励道：“贤弟，回国后你想在哪高就？”
胡适笑道：“至诚兄可是留日的高材生，新月社能得贤才，必是如虎添翼啊！”
王至诚则谦虚地回应：“你们怎么能瞧得起普罗大众和没有文化的下里巴人呢？其实，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知识，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
徐志摩见气氛渐渐轻松，便说道：“厉麟似在德来信中多次提到王至诚，闲时可到新月书店一座……”说着，他便与胡适准备离开。
就在此时，张道藩一脚踏进门里，声音洪亮地问：“大家谈得是‘教育救国’吗？”他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一阵低声议论：“张道藩来此做什么？”
张道藩，字卫之，夜郎人，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是一位美术教育家。1919年底，他西渡英国，凭着一身才气，于1921年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美术部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留学期间，他结识了着名画家徐悲鸿和陈立夫，成为后者的挚友。张道藩于1926年国立岛城大学教务长期间，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婚，并收养了一女。还与徐悲鸿的夫人蒋碧微有说不清的关系。不久，这样一个人物却加入了国字号，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
然而，在1927年1月，张道藩因常出入于贵阳各学校而遭到当地军阀、省长周西成的猜忌。适逢贵阳南门外的一处兵工厂失火，周西成以此为借口将张道藩等人逮捕入狱，并严刑拷讯。经过国字号元老平刚的保释，张道藩于9月逃离贵阳，途经广州和香江回到上海，逐渐成为陈氏兄弟一手创办的cc派的骨干人物。近日，他突然接到毛人凤的电话举报，便匆匆赶来。
“慌什么？我们不是讨论国共两党政治问题，而是讨论文化教育问题。大家坐下。”于右任示意与会者们坐好，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
在于右任的引导下，众人纷纷坐下，屋内的氛围渐渐稳定下来。张道藩目光扫过一圈，认真说道：“文化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当前的局势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知识的传授，更要思考如何将教育与国家的未来结合起来。”
王至诚点头赞同：“确实如此，教育绝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
胡适补充道：“我们必须关注教育内容的多样化，不能让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主导我们的教育。”
徐志摩则充满激情地说道：“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要为中国的未来贡献力量，推动文化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众人相互激励，讨论的热情也随之高涨，面对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如何履行中国文化教育的使命，王至诚站在胡适、徐志摩一边，而张道藩却极力推崇西学和东洋学，于是两派争论起来。
“这是在中国！我们要办自己的教育，收回他们的教育权！”王至诚竟然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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