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无等级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
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
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法律稳定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
“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教育思想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
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
其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
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
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
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
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
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
商鞅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民”。
必除之而后快。
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
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
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
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
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
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
商鞅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
商鞅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
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
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
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
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
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
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
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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