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排挤与刁难，并未如那些庶吉士所愿般磨灭林弈的锐气，反而如同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帝国肌体深处的、尘封已久的暗门。他沉下心来，将那些被强加的、琐碎枯燥的文书工作，视作一场别样的修行与探索。
白日里，他依旧准时点卯，端坐于直房或编修厅角落，埋首于浩如烟海的陈旧卷宗之中。手指因长期接触脆弱的旧纸和研磨修补用的浆糊而显得粗糙，官袍袖口也难免沾染墨迹与尘灰，他却浑不在意。在那些庶吉士或讥诮或怜悯的目光中，他如同一块沉入深海的礁石，岿然不动。
然而，无人知晓，在这看似被动承受的劳作之下，林弈的思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来自现代的灵魂，让他拥有一种超越时代的工具——系统性的归纳与统计分析思维。他不再将这些档案视为孤立的、无用的故纸堆，而是看作一个庞大数据库的碎片。
他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分类整理。
他将涉及钱粮赋税的奏折副本单独归拢，无论是地方官员哭穷请求减免的，还是上报丰收请求增加漕运额度的。他将涉及水利工程的档案，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提及，也仔细摘录下来，标注时间、地点、主持官员及大致耗费。他将记录官员考核、升迁贬谪的文书，与同期该地的政绩、灾异报告进行交叉比对。
过程极其繁琐，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但他乐在其中。
随着整理的深入，一幅幅被时光掩埋的图景，开始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串联起来。
发现一：赋税征收的“弹性”与积欠的痼疾。
他从一堆请求蠲免赋税的奏折中，发现了一个规律：某些州县几乎每隔几年就会以水旱灾害为由请求减免，而核查其地理志，这些地区并非全是传统的灾害频发区。更令他心惊的是，通过对比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征收记录，他发现实际入库的赋税与理论上应征收的数额之间，存在一个巨大且难以解释的“缺口”。这个缺口，一部分是合法或惯例的“损耗”、“火耗”，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成了层层官吏中饱私囊、最终以“积欠”名义不了了之的黑洞。这些数据杂乱地隐藏在无数的零散记录中，若非他有意进行跨年份、跨地域的汇总比较，根本难以察觉其触目惊心的规模。
发现二：水利工程的“轮回”与资源的浪费。
在整理前朝水利档案时，他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现象：某条位于北方的重要河道，在短短五十年内，竟有三次大规模疏浚的记录，每次耗费银钱都在数万两至十数万两不等，主持官员皆因此功得到升迁或褒奖。然而，细查其后的地方志和零星奏报，该河道在每次疏浚后不过数年，便又再次淤塞严重。他将这三次工程的奏销册（记录经费使用明细的账册）碎片拼凑起来对比，发现其中用于采购物料、雇佣民夫的项目和单价，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和可疑的虚高。这绝非巧合，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将水利工程变成了某些利益群体定期瓜分国库资金的盛宴。
发现三：人事升迁与“政绩”的微妙关联。
他将官员的考核评语、升迁路径，与其任内主要“政绩”进行关联分析。发现许多得到“卓异”考评并得以快速升迁的官员，其任内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如修建官署、驿道、水利），或是完成了难度极高的赋税征收任务。然而，结合地方志和那些请求赈济的奏折来看，这些“政绩”的背后，常常是劳民伤财、透支民力，甚至是以牺牲长远发展为代价。而那些注重休养生息、默默发展民生、不事张扬的官员，考评往往只是“称职”，升迁缓慢。这套隐形的考核指挥棒，在无形中鼓励着短视和急功近利的行为。
林弈运用了最简单的统计方法——列表、对比、计算平均值与异常值，便从这些被世人视为废纸的档案中，挖掘出了触目惊心的真相。他眼界大开，同时也感到一阵寒意。这些积弊并非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单一罪行，而是整个系统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的、盘根错节的沉疴痼疾。它们隐藏在繁琐的公文和看似合理的流程之下，若非以超越时代的眼光进行系统性剖析，极难被发现其全貌。
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些发现，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简图，记录在另外的笔记上。他知道，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数据和规律，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它们不仅是理解这个帝国为何陷入困境的钥匙，未来或许也能成为推动变革的利器。
这一日，当他将又一摞整理好的档案交还给周修撰时，周修撰习惯性地想要再分派些更繁琐的任务，却见林弈抬起眼，目光平静地看着他，忽然问了一句：
“周前辈，下官整理旧档时，见弘文十八年，河东道平阳府上报疏浚汾水支渠，耗银八万两，记为‘卓异’政绩。然学生查阅其后三年平阳府赋税记录，竟连续请求蠲免，言民生凋敝。不知这其中，可有何关联？或是下官才疏学浅，未能领会其中深意？”
周修撰闻言，脸色微不可察地一变，看向林弈的眼神瞬间充满了惊疑与审视。他张了张嘴，最终却只是含糊道：“陈年旧事，牵扯颇多，非你我所宜深究。做好分内之事便可。”
林弈不再多问，躬身退下。
转身的刹那，他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
他知道，自己已经在这潭看似平静的死水下，投下了一颗石子。虽然涟漪尚小，但足以让某些人开始感到不安。
化劣势为优势，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翰林院的故纸堆，或许比他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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