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松开钢条，却没放回餐箱底。指腹在金属边缘来回摩挲，像是确认某种触感是否还存在。
我站在原地，手心还残留着他刚才把我拉到身后的力道。门已关紧，楼道恢复安静，可空气里那股绷紧的劲儿还在，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弦，迟迟没有松开。
他低头看着手中那个原本普普通通的保温餐箱，忽然转身走进厨房。我听见剪刀划开塑料壳的声音，接着是螺丝起子拧动的轻响。他蹲在橱柜下，一待就是半宿。
天快亮时，他把改装好的餐箱放在玄关鞋柜上。箱子比之前沉了许多，四角加了嵌入式铁片，盖子边缘被磨出一道斜棱，不锋利，但砸下去一定不轻。他试了试开合，动作很慢，仿佛在掂量这东西到底该不该存在。
第二天清晨，我正穿外套准备出门送单，他突然从客厅走出来，手里拎着那个餐箱。
“等一下。”他说。
我没动，看着他走到我面前，把餐箱递过来。
“你带着它。”
“为什么？”
他没回答，而是站到我身后，握住我的手腕，引导我做出一个转身甩臂的动作。“如果有人靠近背后，就这样——用肘部带动箱子撞出去。里面有钢板，冲击力足够让人退几步。”
我抽回手，“你是认真的？”
他点点头，弯腰从桌上拿了个刚蒸好的红薯塞进餐箱，“热的更好，重量增加百分之十五，惯性更大。而且……”他顿了顿，“烫。”
说完，他对着沙发靠垫演示了一遍。餐箱狠狠砸上去，一声闷响，红薯炸开，泥浆溅了一墙。橙红的汁水顺着壁纸往下淌，像谁受了伤却没喊疼。
我盯着那一片狼藉，喉咙发干。
“所以以后呢？”我声音有点抖，“每次我去送外卖，都得提着这个走？像防暴队员一样？”
他没说话。
“阿辞，你越来越不对劲了。”我往后退了半步，“我不认识这样的你。这不是保护，这是……把自己变成另一种怪物。”
他站在原地，睫毛颤了一下。
然后他弯腰，又捡起一只红薯放进微波炉。三十秒后取出，轻轻放进餐箱底层，盖好。
“我不是要你去打人。”他低声道，“我只是想，哪怕我不在，这东西也能替我挡一下。”
他抬头看我，眼神很静，“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吗？不是危险本身。是明知道危险来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他还想说什么，却忽然停住，目光落在我围巾的一角。那里绣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母，昨天才揭开的秘密，现在静静躺在布面上，像一道无法愈合的旧伤。
他闭了闭眼，再睁开时，整个人变了。
脚步后撤半步，重心下沉，手臂抬起，餐箱横在胸前。他对着空处比划，模拟不同角度的逼近，身体反应快得不像人类，更像是被设定好的程序在运行。
“正面扑来——抬箱上推，撞下巴；侧面抓肩——旋身反压，砸肋骨；背后偷袭——后仰甩击，借力倒摔。”他一边说，一边动作不停，每一击都精准卡在要害间隙，“这些不是我想起来的，是我身体记得的。”
最后，他猛地扬手，将箱中的红薯掷出。
“啪”的一声，正中墙上挂钟，玻璃碎裂，指针停在八点零七分。
他喘着气转过头，“你看，连抛物线都算好了。”
我冲上前，一把打翻餐箱。
滚烫的红薯泥泼洒一地，溅上他的西装前襟，黏稠的热流在布料上蔓延，烧出一块焦褐色的印痕——形状歪斜，边缘不规则，却莫名像个心。
他僵住。
我也僵住。
房间里只剩下蒸汽缓缓升腾的声音。
“我不要！”我嗓子已经哑了，“我不要你变成这样！不要你记得怎么打架、怎么算角度、怎么用这些东西伤人！我要的是那个会把糖当成盐煮糊面的阿辞！是你明明怕黑却非要给我留灯的阿辞！是你看到洗衣机转起来就笑的阿辞！”
眼泪砸下来，我没擦。
“你知不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我最怕的就是哪一天，你突然变得一点都不像你了。可你现在……正在变成那个我不敢认的人。”
他站着，一动不动。
然后慢慢蹲下，用手一点点捡起地上的碎片。棉絮沾着红薯泥，他也不扔，全都拢在一起。最后，他脱下那件带烫痕的西装，仔细叠好，放在床头。
餐箱被他轻轻放回玄关角落。没拆，也没收，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件不再被需要的遗物。
他坐到床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说得对。”他终于开口，“我记得这些动作，但我忘了它们本来是用来做什么的。是为了杀？为了逃？还是为了守住什么？”
我没接话。
“可我现在知道了。”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脸上，“我不想让它变成伤害你的东西。哪怕是以‘保护’的名义。”
窗外雨势渐弱，屋檐滴水声断断续续。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没碰他，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忽然伸手，从衣柜深处拖出行李箱。拉链拉开一半，露出里面几本书和一件叠得整齐的衬衫。
他翻找了一会儿，抽出一本封面泛黄的教材。纸张老旧，边角卷曲，封面上一行字迹模糊不清，依稀能辨出是外文。
他盯着那本书，手指停在书脊上，迟迟没有翻开。
“这本……”他喃喃，“我不记得买过。”
我凑近看了看，“好像是法语课本。”
他点头，嗓音低下去，“可我从来不会法语。”
他翻开第一页，一张纸条滑落出来。我捡起来，上面写着一串日期和地点：**2018年3月15日，巴黎圣母院东侧长廊**。
字迹工整，却陌生得不像出自他手。
他盯着那行字，眉头一点点皱紧，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撞了一下。
“这个地方……”他呼吸变重，“我好像去过。”
“什么时候？”
“不知道。”他摇头，“但我知道……那天我在等人。一个穿灰裙子的女孩，手里拿着一朵白玫瑰。她说她等了很久。”
我心头一震。
母亲病危前最后一次清醒时，曾提起一段往事。她说年轻时有个朋友去了法国留学，临走前答应每年春天都给她寄一朵白玫瑰。第一封真的寄了，附言写着：“我在巴黎等一个人，但她始终没来。”
那人姓苏。
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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