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倭国使臣河边臣一行，怀揣着那份盖有华胥元首金印、原则上同意“友好共处”的回复国书，登上了返回的船只。立于船舷边，回望那座在阳光下折射出异样光泽的墨城，以及军港内那如同沉睡巨兽般的黑色舰影，河边臣的心情复杂难言。
此行表面目的已然达成。华胥接受了国书，并未拒绝建立邦交的提议，甚至允许他们有限度地观摩了这座奇迹之城的冰山一角。那整洁到不可思议的街道，那高效运转的港口，那纪律严明的军民，尤其是那支仅仅远观便令人心生绝望的钢铁舰队……所有这些，都如同沉重的烙印，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之中。他确实“满意”，满意于华胥没有表现出立即的敌意，满意于为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然而，在这份“满意”之下，是更深沉的无力与警惕。华胥的接待虽合乎礼仪，但那骨子里透出的疏离与审视，以及对方在谈判中展现出的、对倭国心思洞若观火的冷静，都让他明白，这个新兴的对手，远比想象中更为难缠。所谓的“友好”，薄如蝉翼。
与此同时，倭国派往大唐的使团，在完成了一系列觐见与交涉后，也带着大唐皇帝原则上同意恢复遣唐使制度的恩准，启程归国。他们同样“满意”于大唐依旧保持着天朝上国的气度，似乎并未深究他们那些细微的试探，帝后分别接见时也并未流露出明显的龃龉。但这“满意”同样伴随着隐忧：唐廷的庞大与底蕴依旧深不可测，其内部纵然有分歧，也远未到可以轻易利用的地步。
两支使团的回归，意味着倭国“北探南交”的双轨策略，在表面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成功地在两个巨人之间，为自己楔入了一个微妙的生存空间。
而对华胥而言，此次倭国主动遣使，其意义远超一次简单的外交接触。这标志着华胥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正式获得了周边势力（哪怕是出于畏惧）的外交承认。东海方向的潜在威胁得以暂时缓和，战略环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交锋，华胥进一步明确了自身“不拒不来，不亲不疏”的务实外交方针，并在实践中锤炼了应对此类复杂局面的能力。墨城的官员们，在处理完此事后，便迅速将注意力重新投向南洋经营与内部建设，倭国之事，不过是棋盘上一枚需要留意、却暂不需重点投入的棋子。
反观大唐，情况则略显微妙。李治与武媚虽都对倭国的“恭顺”抱有疑虑，武媚更是直接点破了其“狡诈”本性，但在西域未平、内部事务繁杂的当下，朝廷实在无力对东海方向的倭国投入过多精力进行深究。倭国使团的活动，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些许涟漪后便迅速消散，未能真正动摇大唐既定的战略重心。然而，一种隐约的不安已然种下，尤其是武媚，她更加确信外部势力正试图利用唐廷内部的任何缝隙。这份警觉，促使她在稳固自身权力地位方面，变得更加坚定和急切。
于是，一种新的、动态的三方博弈格局，在龙朔三年的这个春天，悄然成型于东海之上：
· 倭国，凭借其精密的算计与灵活的身段，在两大强邻的夹缝中艰难周旋，试图争取时间，暗中积蓄力量。
· 华胥，凭借其骤然提升的硬实力与冷静的外交策略，稳稳立足南海，开始有限度地向外投射影响力，战略姿态由守转攻。
· 大唐，虽体量庞大，底蕴深厚，却因内部纷争初现与多方战略牵制，对东海新出现的复杂局面，显露出几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疲态。
东海，这片曾经由大唐主导秩序的海域，自此进入了唐、华胥、倭国三方相互牵制、相互试探的新时期。无形的棋局已然铺开，执棋者各怀机心，未来的波涛，将因这三方每一次的落子，而变得更加汹涌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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