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仪父子的鲜血,并未仅仅渗入刑场的泥土。它们如同一种无形的燃料,被精准地投入大唐权力中枢的熔炉,使得某些本就炽热的东西,燃烧得更加猛烈、更加无所顾忌。
紫宸殿内,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李治依旧端坐御座,只是神色间那份帝王的锐气仿佛被蒙上了一层薄灰,更多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听着,偶尔颔首,或是在武媚轻声询问“陛下以为如何”时,给出一个简短的、几乎听不清的“可”或“依皇后所言”。他的风疾,在经历这番惊心动魄的波折后,似乎加重了,需要倚靠软垫的时间越来越长。
而武媚,则如同经过淬火的利剑,锋芒尽显,再无掣肘。
她并未表现出胜利者的骄横,反而更加勤勉地处理政务,姿态甚至比以往更为恭谨。但每一个决策,每一道经由她手批阅的奏章,都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志。她利用上官仪案造成的巨大震慑,开始了一场不动声色却雷厉风行的清洗。
那些曾与上官仪过往甚密、或是在“废后风波”中流露出暧昧态度的官员,纷纷被寻了由头。或贬谪出京,或调任闲职,或干脆因“小过”而被勒令致仕。空出来的位置,迅速被一批更加年轻、更具才干、且明确表示效忠于皇后——或者说,效忠于能给予他们前途的实权者——的官员所填补。许敬宗一系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寒门子弟晋升的通道似乎更为畅通,但前提是,必须明晰自己的立场。
朝堂之上,以往那种针对皇后涉政的窃窃私语、引经据典的委婉批评,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绝对的静默与顺从。大臣们奏事时,目光会不自觉地先掠过御座,快速确认一下凤座上那位的神色。许多原本需要皇帝最终裁断的大事,往往在武媚提出初步意见后,便再无异议地通过。
“二圣临朝”这个名号,在龙朔末年,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帝后共同出现在朝堂上的形式,而是权力结构实质性倾斜的宣告。李治是“圣”,是国家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神位;而武媚,则是那个执掌神器、代行天意的“圣”,是真正运转着帝国庞大机器的核心。
一次大朝会后,李治被内侍搀扶着先行离去。武媚独自留在殿中,处理几份紧急军报。夕阳的余晖透过高窗,将她的身影拉得极长,投射在光洁如镜的金砖地面上,那影子仿佛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庞大而威严,笼罩着整个空旷的大殿。
一名内侍小心翼翼地上前,低声禀报着对某位官员的最后处置决定。武媚没有抬头,只是用朱笔在奏章上轻轻划了一下,如同拂去一粒微尘。
“知道了。”她的声音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
内侍躬身退下,脚步轻得如同猫行。
武媚缓缓放下朱笔,目光扫过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最终落在那张空荡荡的龙椅上。那里,曾经坐着能决定她生死的男人,如今,他的存在更像是一道必要的程序,一个盖章用的玺印。
她成功了。凭借着她的智慧、她的果决、她对人心尤其是对李治情感的精准把握,当然,还有上官仪等人的鲜血作为祭品,她不仅安然度过了此生最大的政治危机,更将权力的权柄,牢牢地、彻底地抓在了自己手中。
这并非一场喧闹的庆典,而是一场寂静的加冕。没有冠冕,没有颂歌,只有这森然殿宇的默认为臣服,只有奏章上那一道朱批的绝对权威。凤权,在这一刻,完成了它实质上的超越,开始在这大唐的天空下,独自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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