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前的这个下午，赵红梅一个人去了村外的麦田。
十年了，麦子还是那样，一茬一茬地绿，一茬一茬地黄，不管地上的人换了什么心肠，它们只按着老天爷的节律生长。南方的十年，像一场漫长而潮湿的梦。梦里是出租屋的霉味，是天桥下的吆喝，是数着零钱计算明天的焦虑，是周建国越来越沉默的侧脸和偶尔爆发的牢骚，也是她从小摊贩做到拥有两个服装档口的艰辛与拼杀。
她成功了，以一种这片土地上的人无法具体想象的方式。她口袋里揣着的，不再是沾满汗渍的毛票，而是厚厚的、能解决很多问题的钞票。可站在这无边无际的麦田前，那种成功的实在感，忽然变得轻飘飘的。
风吹过，麦浪翻滚，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叹息，又像无数细碎的私语。这声音，比她档口里计算器的按键声更古老，比她听过的任何南方城市的喧嚣更让她心头发颤。
她蹲下身，抓起一把黄土。土是干的，带着麦茬的根茎，粗糙地硌着她的手心。她用力攥紧，泥土从指缝间簌簌落下。这就是她的根。曾经她拼尽全力想拔掉它，远走他乡。可它顽固地留在那里，不声不响，在她以为早已遗忘的时候，用一阵风、一片麦浪、一把泥土，就轻易地拽住了她的心脏。
母亲王秀芹昨晚在灶间，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看着跳动的火苗，又说了那句她说了半辈子的话：“女人啊，就像棉花……”火光映着她沟壑纵横的脸，平静无波。
赵红梅当时没有接话。现在，在这麦田里，她忽然明白了。
她这团棉花，确实被扎过了，被弹过了，被命运那架粗暴的纺车狠狠地绞过了。籽，早就出来了。她没有烂在赵家庄的筐里，也没有完全变成周建国或者深圳期望的那件衣裳。
她把自己纺成了线，织成了布。只是这布料，花样有些奇特，一半染着南方霓虹的浮光，一半浸着北方泥土的沉黄。她穿着这件自己裁就的衣裳，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既不完全是这里的人，也不完全是远方的人。
周建国在院子里，正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女儿上车。他归心似箭，深圳的生意、饭局、他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那点“场面”，才是他真正的土壤。他对这片麦田，只有疏离和不耐。
赵红梅站起身，拍掉手上的泥土。她看到远处，窦宝柱家新盖的二层小楼顶上，飘着淡淡的炊烟。那个她曾经拼死反抗的男人，用他的方式，也把自己的根扎得更深，开出了另一番景象。他们之间，早已不是恩怨，只是两条曾经短暂交错，又奔向不同方向的河流。
母亲站在院门口，抱着她的外孙女，苍老的脸上是平静的笑意，朝她挥着手。那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的画面，在她脑海中与记忆中那台蒙着红布的彩电重叠，然后倏然分开。
她走向那辆黑色的轿车，脚步沉稳。
她的根，像麦子一样，有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这片黄土里，汲取着这里的记忆和养分。而她的花絮，早已飘向了远方，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着、也生长出了新的枝叶。
回去？还是留下？
这个问题忽然失去了意义。
风吹麦浪，声音绵延不绝。它不为任何人停留，只是唱着它自己的歌，关于生长，关于埋葬，关于岁岁年年，永不停歇的——决断与和解。
赵红梅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窗外，故乡急速后退，缩成一个模糊的点。
她知道，无论车轮驶向何方，那沙沙的麦浪声，将永远在她心底里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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