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坐在凡尔赛宫附近这间临时租用的、装饰着过多洛可可式金边浮雕的会客室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白瓷杯壁。窗外是巴黎冬日典型的、铅灰色的天空，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就仿佛这间屋子里正在进行的、以及未来几天将在那座着名宫殿里正式上演的戏码一样，沉重而充满了某种不言自明的角力。空气里弥漫着雪茄、咖啡和一种高级古龙水混杂的味道，这味道属于胜利者，或者说，自认为是胜利者的那些人。
而他，顾维钧，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年轻外交官，此刻却要在这片属于别人的战场上，为他的国家争取一份迟到太久的尊严，还有实实在在的利益。
他脑子里闪过唐启首脑那份从北京发来的、措辞简洁却字字千钧的电报，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太平洋岛屿主权，无可商议。琉球之历史经纬，须反复申明。英法美，非铁板一块，可饵以利，分而击之。日人惶惧，其言可鄙，勿予颜色。汝之背后，乃新生之华夏，非昔日之羔羊。”
门被轻轻推开，秘书引着两位绅士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的是英国代表亚瑟·巴灵顿爵士，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灰蓝色的眼睛里藏着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混合着优越感和实际需求的神情，他的步伐带着一种议会走廊里训练出来的从容不迫。
跟在后面的是他的法国同行，让·杜邦先生，身材敦实，脸颊红润，嘴角习惯性地向下撇着，似乎对周遭的一切都带着一种高卢人特有的、略带挑剔的审视。
“顾先生，希望没有让您久等。”巴灵顿爵士的英语带着标准的牛津腔，他伸出手，礼节性的微笑恰到好处，“巴黎这鬼天气，真是让人想念伦敦的……呃，好吧，伦敦的雾似乎也差不多。”他开了个并不好笑的玩笑，自顾自地坐了下来，双腿交叠，露出浆得笔挺的裤线。
杜邦先生只是点了点头，用略带卷舌音的法语咕哝了一句“日安”，便重重地坐在了巴灵顿旁边的沙发上，目光扫过茶几上的茶具，似乎对没有准备咖啡微微有些不满。
寒暄是必不可少的，却也极其短暂，像一层薄冰，轻轻一触就碎了，露出了底下冰冷的、现实的河水。话题很快转向了正题，关于即将在国联框架下讨论的太平洋岛屿归属和远东势力平衡问题。
“顾先生，”巴灵顿爵士点燃了一支雪茄，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部分表情，“我们必须承认，贵国在唐启将军……哦，现在是唐启首脑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嗯，令人瞩目的统一成就。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华夏，无疑符合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但是，关于贵国提出对原德属太平洋岛屿的主权要求，以及……嗯，琉球地位的问题，内阁方面存在不少疑虑。您知道，日本是我们的盟友，在战争中出了力，他们对此有强烈的……关切。”
杜邦先生立刻接口，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语气直接得多：“是的，关切！而且，顾先生，恕我直言，贵国目前所推行的……那些政策，大量地引用甚至可以说是实践着马克思那个德国人的学说，这让我们非常不安。看看俄国发生了什么！布尔什维克夺权，赖掉了所有债务，撕毁了条约，简直是对文明世界的背叛！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同样被‘赤色’思潮浸染的国家，如何在国联内与我们合作？”
他说着，情绪有些激动，手指在沙发扶手上敲了敲，“还有华夏借给法国的那笔战时贷款，贵国一直没有提供对应的债务减免方案，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信任基础。”
顾维钧静静地听着，脸上保持着一种近乎刻板的平静。他心里清楚，这些指责和担忧，一半是真实的顾虑，另一半，则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等两人都说完，才缓缓放下茶杯，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
“巴灵顿爵士，杜邦先生，”他先看向英国人，“我非常理解贵国的疑虑。一个稳定的远东，确实需要平衡。但请问，维持平衡，是扶持一个拥有完整农业体系、庞大市场并且与各位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华夏更有效，还是继续扶持一个资源匮乏、市场有限、工业强大、且野心常常超出其能力的岛国，更能维护您所说的‘利益’？”
他没等回答，目光转向法国人，“至于杜邦先生提到的红色主义……我想，这里可能存在一些误解。我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其根本目的是改善四万五千万同胞的生存状况，是为了争取底层工农应得的利益，这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做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困和落后，而非输出某种意识形态。您知道，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要消除落后和贫困，需要很长时间，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虚心学习的是欧美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我们追求的是国家的现代化和法治化，这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有本质的区别。用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有工党，德国有社会民主党，他们都为工人争取权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不是吗？”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到巴灵顿爵士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认同，而杜邦的表情则依然紧绷。他继续道：“另外华夏不能失去琉球、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华夏人民永远会记得欧美给出的友谊，也不会忘记所有妄图从华夏身上发起侵略的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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