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邓鑫元在领取江城理工大学教职工宿舍钥匙的那天，特意去校门外的小卖部买了包红塔山。他蹲在香樟树下，笨拙地抽出一根点燃，辛辣的烟味呛得他眼眶发酸。透过缭绕的烟雾，他仿佛看见二十年前的大巴山，父亲邓宏国也是这样蹲在田埂上抽烟，烟锅里的火星在暮色里明明灭灭，映着母亲杨贵碧在灶台前忙碌的佝偻身影。
那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在老旧楼的六楼，没有电梯。邓鑫元攥着钥匙爬上楼梯时，掌心沁出的汗把塑料包装浸出了湿痕。推开门的瞬间，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切过水泥地面，在墙根投下窗棂的影子。十四平米的客厅摆着捡来的旧沙发，卧室里是学校配发的铁架床，可在邓鑫元眼里，这斑驳的白墙比老家土坯房的泥墙更像宫殿的穹顶。
他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听筒里传来母亲喂猪的吆喝声。“妈，我分房子了，来重庆住吧。” 邓鑫元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手机信号在大巴山的褶皱里时断时续，“有暖气，不用烧炕。”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传来父亲粗粝的嗓音：“秋收完再说。”
挂了电话，邓鑫元靠着门框滑坐在地。他想起高三那年冬天，父亲踩着积雪走了四十里山路，把一蛇皮袋土豆送到温泉中学。土豆冻得硬邦邦的，父亲解开棉袄把土豆揣在怀里焐，说给娃留着当夜宵。那天晚自习，邓鑫元啃着带着父亲体温的土豆，眼泪砸在课本上，洇湿了 “江城理工大学” 六个字。
九月底，邓宏国和杨贵碧终于出现在重庆北站。邓鑫元在出站口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母亲裹着深蓝色头巾，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给儿子带的核桃和花椒。杨贵碧看见儿子，把帆布包往地上一搁，上来就攥住他的胳膊，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老树根。“元娃，你瘦了。” 她摸着邓鑫元的脸颊，指腹上的老茧刮得他皮肤发痒。
回家的地铁上，杨贵碧紧张地抓着扶手，不敢碰旁边的不锈钢立柱。“这铁家伙跑得比山里的野猪还快。” 她小声嘀咕，引来邻座姑娘的窃笑。邓宏国则一直盯着车窗外面，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从眼前掠过，他忽然问：“这些楼都住满人了？”
到了家属楼，邓宏国望着六层楼梯直咂嘴。他年轻时在煤矿背过煤，落下的腰疼毛病遇着阴雨天就犯。邓鑫元要背他上去，被他一胳膊肘顶开：“我还没老到走不动路。” 结果爬到三楼，老人就扶着栏杆直喘气，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进了屋，杨贵碧把帆布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在茶几上，核桃滚得满地都是。她摸着墙上的暖气片，又走到阳台看楼下的车水马龙，突然问：“鸡呢？咱带来的芦花鸡放哪儿？” 邓鑫元这才发现帆布包侧袋里露出几根鸡毛，原来母亲把家里最能下蛋的那只鸡也带来了。
“妈，城里不让养鸡。” 邓鑫元哭笑不得，“明天我送菜市场去。”
“那咋行？” 杨贵碧急了，“这鸡一天一个蛋，给你补身子。” 她最终还是拗不过儿子，把鸡暂时关在卫生间，整夜都惦记着，凌晨四点就爬起来给鸡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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