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乌衣巷谢府，建康冬日的寒风拂过面颊，却未能冷却陆昶胸中渐次燃起的明晰火焰。谢安的点拨如灯塔照亮方向，谢道韫的具体喻示则如同为其绘制了一幅虽险峻却充满希望的航道图。重耳在外，刘秀河北…这些煌煌史例在他脑中回荡，最终凝聚成一个清晰无比的念头：**必须离开！必须主动跳出这建康的死局！**
回到略显冷清的驿馆，陆昶屏退左右，独坐案前。他需要一份奏章，一份足以打动桓温、平息物议、并能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缓冲空间的奏章。这并非简单的请辞，而是一着至关重要的政治棋局。
他凝神静思，片刻后，提笔蘸墨，笔锋落下，字字斟酌：
**“臣昶顿首谨言：臣本江淮鄙野之人，蒙大司马不弃，待选征辟，拔于行伍，委以重任，寄以北伐之厚望。恩遇之隆，虽肝脑涂地，难报万一…”**
开篇极尽谦卑，将自身一切荣辱皆归于桓温的提拔，定下忠谨的基调。
**“…幸赖大司马庙算无遗，将士用命，三军效死，始克洛阳，复我故土。然臣年轻识浅，性鲁钝而少历练，虽竭驽钝，终难免疏漏百出。近日军中物议沸腾，建康流言四起，皆言臣赏罚失当，体恤不明，致使军心有隙，怨望滋生…”**
主动将“士卒怨言”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承认自己“能力不足”，而非辩解。此举看似自污，实则高明——既满足了桓温需要以及陆昶承担责任的预期，又暗示流言也并非全无根据，降低了桓温的警惕。
**“…此皆臣之罪也！臣每思之，惶恐无地，夜不能寐。上不能体贴大司马信重之恩，反损主公知人之明；下不能抚慰将士浴血之苦，有负同袍患难之情。臣之罪愆，百身莫赎！”**
言辞恳切，甚至带着痛心疾首的忏悔之意，将个人姿态放到最低。
**“…而今臣旧伤频发，心神耗损过巨，实难再当重任。若因臣一人之故，致使军中不宁，物议不止，进而动摇北伐之根基，损及大司马之威德，则臣万死难辞其咎！故臣泣血叩首，恳请大司马怜臣犬马之劳，允准臣卸去一切军职，交还印信…”**
提出具体请求——卸职交权。理由充分：“旧伤复发”、“心神耗损”是体面的借口；“为避免进一步损害大局”则是冠冕堂皇且无法被拒绝的理由。
**“…臣乞骸骨，但求一闲散虚衔，于建康城中静思己过，延医调治。若他日身体稍痊，而大司马不弃，国家有需，臣必当再效驱策，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容！”**
最后表明心迹：并非彻底归隐，只是暂时退避，依然忠于桓温，忠于国家，为未来可能的复起留下伏笔。尤其是“于建康城中”几字，微妙地表示自己不会远走他方，安了桓温的心。
奏章写成，字迹工整，语气卑微而诚恳。陆昶仔细检查数遍，确认无一字可能引起猜疑，方才密封，以最快渠道发往武昌大司马府。
**洛阳，大司马府**
数日后，这份奏章摆在了桓温的案头。
桓温细细阅毕，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奏章，面色沉静，看不出喜怒。他自然能看出其中必有以退为进的算计，但陆昶的姿态做得太足，理由给得太充分，几乎将他所有可能拒绝的路都堵死了。
尤其是陆昶主动承担所有责任，将他桓温摘得干干净净，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和政治需要。若不同意，反而显得他桓温不能体恤功臣，逼人太甚。
郗超在一旁侍立，轻声道：“主公，陆昶此请…倒也识得大体。”
桓温哼了一声，语气不明：“倒是会给自己找台阶下。” 但他紧绷的神色却明显缓和了许多。他沉吟片刻，提笔批阅。
很快，大司马府的指令发回建康：
**“准卿所奏。北伐之功，朕与朝廷皆念之。然卿既染沉疴，宜安心静养。着解除陆昶北伐军中一切职司，印信即刻交还。加授散骑常侍，望卿善加颐养，早日康复，以备朝廷咨询。”**
一个彻头彻尾的虚衔“散骑常侍”，无任何实权，仅表示一种荣誉性的顾问身份。这正是陆昶想要的结果。
消息传出，建康城内各方反应不一，但总体上，一种诡异的平静迅速取代了之前的喧嚣躁动。
陆昶接到指令，面无表情，依礼上表谢恩，恭敬地交出了所有代表兵权的印信符节。他搬出了驿馆，在城南寻了一处不起眼的宅院住下，大门紧闭，谢绝访客，仿佛真的从此归隐，不问世事。
**他以一种近乎自污的方式，成功地斩断了所有明面上的权力纽带，将自己从风暴眼中摘了出来，暂时获得了一片喘息之机。** 这步以退为进的险棋，他走成了。代价是失去了煊赫的权位，换来的，则是宝贵的生存空间和等待时机的可能。建康的天空，似乎暂时云收雨歇，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而陆昶，则在这短暂的宁静中，开始了他的蛰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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