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女学在宥阳的成功与实践，如同投入沉寂湖面的一颗巨石，其激起的涟漪，远超宥阳一地，渐有蔓延至整个大周疆域之势。明兰当年那份“有教无类”的坚持，在历经时光的淬炼与事实的印证后，不再被简单视为侯府夫人一时兴起的“善举”或“悖逆”，而是逐渐被一些有识之士解读为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教化探索。一股关注女子教育、尤其是拓宽平民女子受教育机会的潜流，开始在帝国看似稳固的伦理秩序下，悄然涌动。
这种影响，最初是以一种隐秘而谨慎的方式扩散开来的。首先是一些与顾家交好、或与盛家有旧、本身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宦士绅家族。他们或许曾对明兰的做法心存疑虑，但多年来冷眼旁观，见顾家女学非但没有败落，反而蒸蒸日上，培养出的女子无论出身，皆言行得体、能力出众，甚至对家族产生了积极的反馈，便开始重新审视自家后宅的教育。
一位在邻州任职的知府夫人，在参加完顾家一次宴会后，深受触动。回到任上，她便与丈夫商议，虽未敢如明兰般大张旗鼓招收贫寒女子，但却在自家设立的族学中，破例允许家中较为清贫的旁支女孩、甚至一些家生奴仆中资质聪慧的女儿，与嫡系小姐们一同启蒙读书，只是座位略靠后，且侧重于实用技艺的教导。此举起初也在族内引起些许微词，但这位夫人以“顾侯夫人珠玉在前”为例，又言“族中女子皆是我族血脉，多学些本事，将来无论是聘入高门还是管理自家庶务，总是家族助力”，竟也勉强推行了下去。数年之后，族中果然出了几位因知书达理、善于理财而助益夫家的女子，反倒成了该家族的一桩美谈。
类似这样有限度的模仿和变通，在各地悄悄发生着。一些家境富裕、主母较为开明的家庭，开始为女儿聘请不仅教授诗书，也兼授账目、医药、甚至简单律法常识的女先生。虽然范围仍局限于家族内部或亲近的社交圈，但女子教育的内容，已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拓宽和下沉。
真正标志着这股潮流形成一定规模的，是继宥阳之后，在江南几个文风鼎盛、商业繁荣的州县，陆续出现了几家明确宣称借鉴“宥阳顾氏女学”模式的新式女学堂。这些学堂的创办者，身份各异：有致仕归乡、思想开通的官员，有家资丰厚的儒商，甚至还有几位本身就是从顾家女学走出去、嫁入当地后有心效仿的毕业学生。
这些学堂的章程各异，开放程度也不同。有的较为保守，仍以招收士绅商家女子为主，但课程设置上大大增加了记账、看账、家事管理等实用内容；有的则更为大胆，明确设立“内斋”与“外斋”，或“正科”与“艺科”，面向不同阶层的女子招生，虽束修标准不同，教学重点有异，但至少在名义上，打破了女子教育完全由门第垄断的局面。
例如，在江宁府出现的一所“惠贞女塾”，便是由一位嫁入当地豪族的顾家女学毕业生牵头，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官商夫人创办。她们不仅招收本地闺秀，还特意辟出一院，招收家境清寒但心灵手巧的女子，免费教授纺织、刺绣、染色等高级技艺，并承诺学成后可由女塾推荐至合作的工坊就业，其模式与顾家女学外舍如出一辙，只是更侧重于手工业技能的培养。该女塾因切合了江南纺织业发达的需求，开办不久便声名鹊起，求学者络绎不绝。
这些新兴女学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讨论。支持者认为，让女子习得谋生之技，可减少家庭负担，稳定社会；让平民女子也知晓礼仪，有助于教化乡里，是“王道”之体现。反对者则依旧高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调，担忧此举会动摇纲常，使女子“心野”，不利家宅安宁。双方在士林清议、坊间茶馆争执不休，各种观点的文章也开始见诸于一些非官方的文集、小报之上。
然而，无论争论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平民女子接触知识技能的门槛，确实在缓慢地降低。虽然距离真正的“平等”还遥不可及，覆盖的范围也仅限于部分开化地区，但星火已然点燃，并呈现出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女孩子，无论她们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还是寻常巷陌之户，命运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多学了几样本事，而发生了或显着或微妙的改变。她们或许成了更能干的当家主母，或许成了工坊里受人尊敬的技术女工，或许成了乡间略通文墨的“先生”，或许只是成了一个更能明事理、教育好下一代的母亲。这一点一滴的改变，汇聚起来，便是一股沉默却强大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社会的肌理。
明兰身处宥阳，通过顾廷烨的官场网络、盛家的人脉以及女学毕业生们反馈回来的消息，对这些变化并非一无所知。她很少对外评论，但每当听到某地又新开了一家招收平民女子的学堂，或是某位出身寒微的女学生因才德出众而得到认可时，她平静的面容上总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她深知，自己当年种下的，不过是一颗小小的种子，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芽、抽枝、散叶，乃至引来仿效，并非她一己之功，而是时代潮流暗合，是无数人内心对公平与进步的渴望共同作用的结果。她只是恰逢其会，勇敢地做了那个最先推开窗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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