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摆，在青瓦巷那间低矮的过渡房里，规律而又略显沉闷地晃动着。从表面上看，苏家的生活似乎终于从那场灭顶之灾的余波中挣脱出来，驶入了一条虽然狭窄、却勉强算得上平稳的河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努力维持着一种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平静。
苏卫东依旧是家里起得最早的那个。天蒙蒙亮，他便会检查好他那辆视若性命的三轮车，然后沉默地蹬车出门，汇入城市尚未完全苏醒的街道。给周老板固定送货的活计让他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虽然辛苦，但那份踏实感是以前漫无目的揽活时无法比拟的。他话不多，但眼神里的戾气消散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专注于眼前道路的沉静。晚上回来，他会将一天的收入，哪怕是几毛几分的零钱，都一文不少地交给李春燕。
苏卫民的情况也有了可喜的变化。在街道和张老师的多方努力下，他被安排进了附近一家街道办的福利工厂。那里主要承接一些简单的纸盒糊制、零件分类等工作，环境相对单纯，也有专人看护。卫民虽然依旧无法进行复杂的交流，但他对重复性的、需要一定耐心的手工活似乎有种天生的专注。每天按时上下班，让他有了规律的生活，微薄的工资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被社会需要的价值。下班回家后，他依旧会沉浸在他的小小“工作室”里，那些色彩和线条是他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语言。
李春燕的裁缝铺子，在经过几年的摸索和积累后，也渐渐有了起色。她手艺好，耐心，收费公道，尤其擅长修补和改制旧衣，这在并不富裕的青瓦巷及周边很受欢迎。虽然称不上门庭若市，但慕名而来或者回头客也慢慢多了起来。那台二手的老式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成了家里最富生机的背景音。她不仅接外面的活，一家人四季的衣物缝补、改制也全靠她那双巧手。她的存在，像一根柔韧的丝线，将这个家编织得紧密而温暖。
而苏建国，这个家的顶梁柱，表面上看起来也一切“正常”。他依旧在原来的厂子里上班，依旧早出晚归。在家人面前，他努力维持着以往的沉稳和少言寡语。吃饭时，他会问问卫东送货顺不顺利，看看卫民从福利厂带回来的简单作品，关心一下晓光的学习，偶尔也会和李春燕商量一下家里添置点什么必需品。他的话语不多，但条理清晰，仿佛一切都还在掌控之中。
然而，在这片刻意维持的平静水面之下，细心的李春燕却最先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暗流。这暗流的中心，正是看似一切如常的苏建国。
她发现，苏建国回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
以前，他虽然也加班，但总能在天擦黑的时候到家，赶上家里的晚饭。可现在，常常是夜幕深沉，巷子里已经安静下来，才能听到他沉重而疲惫的脚步声在门口响起。有时候，甚至要等到晓光都写完作业准备睡觉了，他才拖着仿佛灌了铅的双腿迈进家门。
他的神色，也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深入骨髓的疲惫。那不仅仅是体力透支的累，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重压。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眼窝下的青黑越来越明显，连偶尔的咳嗽声，都似乎比以前更加沉闷，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从肺腑深处传来的吃力感。
最让李春燕感到心惊和不安的，是他的饭量。
按理说，如此晚归，如此疲惫，食欲应该不振才对。可苏建国却恰恰相反。他坐在饭桌前，往往是家里吃得最快、最多的那个。他会就着咸菜，大口地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或稀粥，咀嚼窝头或饼子的速度也快得惊人，仿佛在进行一场与饥饿的赛跑。那副样子，不像是在享受食物，更像是在急切地补充着某种被过度消耗的能量，一种近乎本能的、对热量的贪婪摄取。
李春燕默默地看着，心里充满了疑问和担忧。厂里的工作虽然累，但不至于让他每天都像是从一场恶战中幸存下来一样。而且，如果他真的在厂里正常上班，厂里应该有食堂，至少能垫补一点，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回家。
她试着旁敲侧击地问过几次。
“建国，厂里最近活儿很多吗？怎么天天这么晚？”
“还行，赶一批急活。”苏建国总是含糊地应着，然后迅速转移话题，“晓光这次考试怎么样？”或者“卫民在厂里没惹什么事吧？”
她也不敢问得太紧，怕触碰到他不想言说的部分，破坏这好不容易维持起来的平静。她只能将这份担忧压在心底，在每天给他盛饭时，默默地将稠的、干的尽量多拨到他碗里；在他深夜归来时，无论多晚，都坚持给他留着一盏灯和一口热饭热菜。
她隐约感觉到，苏建国似乎在隐瞒着什么。他带回家的那种疲惫，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消耗和某种……不安。他努力维持的“正常”，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勉强遮挡着外面可能正在聚集的风雨。
这个家，看似走出了谷底，每个人都在努力向上。但李春燕知道，苏建国这根最粗壮的顶梁柱，正承受着他们看不见的巨大压力。那平静的假象之下，是依旧汹涌的暗流，和一份悬在每个人头顶、不知何时会落下的、新的危机。她只能更加细心地操持着这个家，用无声的关怀，为他提供一个可以暂时卸下重担、喘息片刻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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