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玄手中的舆情司报告，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大周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迁。
新兴职业的崛起和传统观念的松动，并非一路坦途，而是在各种摩擦、碰撞与调适中缓缓前行。
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那些苦读多年、却屡试不第的底层文人，以及一些地位不高的低阶修士。
以往，一个秀才身份，虽不能大富大贵，但在乡里仍能受到一定尊重，有望成为塾师或充当吏员。
一个练气期的修士，哪怕只是为富商看家护院，也能获得远超普通人的供奉。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京城西市茶馆里，几位穿着半旧长衫的老童生，正唉声叹气。
“听说了吗？隔壁张木匠的儿子，以前就知道摆弄些木头疙瘩，去年进了那什么‘灵工学院速成班’，才学了一年，如今在‘周氏灵机坊’当了个什么‘助理技师’，月钱竟有十两雪花银！比县太爷的俸禄都高了！”一个童生酸溜溜地说道。
“可不是嘛！还有东街那个王小二，以前就是个跑腿的，认不得几个大字。如今在灵话局当了个‘线路检修工’，整天爬高爬低，可人家挣得也不少，家里都盖起新瓦房了！这世道……寒窗十年，倒不如这些奇技淫巧？”另一个愤懑地附和。
他们的抱怨，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
科举之路愈发拥挤，而新兴的“灵工”领域虽然需要学习，但门槛相对更具象化，更注重实践能力，为许多无法在经义上脱颖而出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希望，这无疑动摇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千年信条。
与此同时，修仙界内部也出现了微妙的分化。一些中小型宗门和散修，发现单纯依靠打坐练气、采集天地灵气的传统修行模式，在资源日益货币化的时代，进展缓慢且清苦。
相反，如果能掌握一两种与灵气科技相关的技能，比如精通某种符文的绘制、擅长灵能机械的维修，甚至只是能熟练操作大型灵能炉，就能在官府或大工坊找到待遇优厚的职位，获得稳定的灵石收入，反哺修行。
于是，一些务实的低阶修士开始“转型”。他们放下身段，进入灵工学院进修，或直接受雇于相关产业。这种现象被一些守旧的修士鄙夷为“灵工奴”、“弃道从技”，但在现实压力下，选择这条路的修士越来越多。
修仙与世俗技术的边界，第一次变得如此模糊。
新的社会分层也在形成。位于顶层的，依然是那些能将传统权力、财富与新技术结合得最好的群体——如皇室、高层官员、大军阀以及及时转型的顶级修仙世家和大商人。
他们投资新兴行业，子女进入最好的灵工学院，继续维持着统治地位。
而真正崛起的中坚力量，是那些凭借技术和管理能力在新兴行业中获得成功的“灵工新贵”——大工坊主、顶尖的灵机工程师、符文专家、成功的灵能经济师等。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日益提升的社会影响力，但政治地位尚待提高，渴望更多的话语权。
底层则依然是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市贫民，但其中也出现了分化。那些有机会进入职业技术学堂、成为熟练技术工人的，生活得到显着改善，形成了一个“灵工技术工人”阶层，成为了新的市民阶层主体。
而缺乏机会、依然从事传统劳作的农民和苦力，则相对被边缘化，贫富差距在新的形态下有所显现。
这些变化，自然也反映到了朝堂之上。一些通过科举正途上来的官员，对那些因“技术贡献”被破格提拔的同僚，内心难免有些轻视，认为其“出身不正”；而新晋的技术官僚则自信于自己的专业能力，对传统官僚体系的低效和迂腐颇有微词。
双方的摩擦在具体政务处理中时有发生。
周玄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明白，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伴随的阵痛。
他既需要利用这股新生的力量来推动改革，又需要平衡传统势力的情绪，维持社会稳定。
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特意强调：“科举取士，选拔的是治国理政之才，此乃国本，不可动摇。
然，灵工技术，乃强国富民之器，亦不可或缺。
今后，朝廷用人当不拘一格，既有经世致用的文臣，也要有精通格物的干吏。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他同时暗示，未来的官员考核和晋升标准，可能会适当增加对实务能力，包括对新科技、新经济理解程度的考量。
这既是对传统士大夫的鞭策，也是对“灵工新贵”的一种安抚和引导。
退朝后，周玄站在宫城的高处，俯瞰着这座正在急速变化的京城。
远处，灵工学院的新校舍工地上传来号子声；更远处，工业区高耸的烟烟隐约可见。
他深知，他亲手推动的这场变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革新，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旧的秩序正在松动，新的阶层正在崛起，利益格局正在重组。管理这样一个动态的、多元的社会，远比管理一个静态的、等级森严的传统帝国要复杂得多。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他轻声自语，
“新的生产力，自然会孕育出新的社会关系。朕要做的，不是阻挡这股洪流，而是修好渠道，引导它灌溉出更繁荣的文明之花。阵痛难免，但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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