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霓裳羽衣曲
第四十五章 贞元困局
第一节：天子还宫
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流亡近十月的德宗车驾，自梁州启程，踏上了归返长安的旅途。与出奔时的仓皇狼狈截然不同，此番还京，虽路途依旧艰辛，但心境已是天壤之别。李晟收复京师的捷报，如同阳光刺破了笼罩帝国近一年的厚重阴云，也驱散了德宗心中最深重的恐惧。
车驾行至凤翔，德宗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他下令，将随行护驾的诸道藩镇兵马（如浑瑊所率邠宁军等）尽数遣归本镇。表面理由是“京师已复，不当更劳诸军”，实则透露出经历李怀光之叛后，德宗对藩镇武装深入京畿的深深忌惮。他宁愿只依靠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领的、在患难中证明过“忠诚”的少量禁卫，以及先期回京整顿的李晟神策军。
七月十三日，德宗车驾终于抵达长安。这座饱经蹂躏的帝都，尚未从战火中完全恢复，残破的城垣、焚烧过的街坊，无不诉说着刚刚过去的劫难。然而，劫后余生的百姓们依旧涌上街头，焚香跪拜，涕泣高呼“万岁”。这场景，让德宗百感交集，既有重归九重的如释重负，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屈辱与后怕。
进入大明宫，目睹含元殿、宣政殿曾被朱泚僭越使用的殿堂，德宗面色阴沉，久久不语。他首先下令，以太牢重礼祭告太庙，告慰列祖列宗之灵。随即，对朱泚、李怀光等叛臣进行严厉的政治清算：追废朱泚为庶人，焚毁其伪制典籍；下诏声讨李怀光之罪，虽许其投降，但态度已无比强硬。
第二节：酬功与猜忌
接下来的重头戏，自然是酬谢再造社稷的功臣。首功无疑归于李晟。德宗进拜李晟为司徒、中书令，实封一千五百户，赐予永崇里豪宅、泾阳上等良田、延平门园林，赏赉之厚，无以复加。朝会之上，德宗令李晟立于功臣之首，称其为“大唐的郭子仪”。一时之间，李晟位极人臣，荣宠无双。
其余功臣，如浑瑊加侍中，韩游瑰、戴休颜、骆元光、尚可孤等各有封赏，皆进位加爵。
然而，在这极尽荣宠的背后，德宗内心深处那根因连番变乱而被极度绷紧的猜忌之弦，却并未放松，反而因权力的失而复得而变得更加敏感。李晟的威望太高了！民间甚至只知有李相公，而不知有天子。其麾下神策军，经此一战，更是成为天下最强悍的军队，且对李晟个人感恩戴德。
德宗无法忘记李怀光是如何从功臣滑向叛臣的。他开始有意无意地，采用“分权”、“制衡”之术。
首先，他并未让李晟长期独掌神策军。在还京不久，便以李晟需总揽中书机务、辅佐朝政为由，逐步将其神策军实权剥离，转由多名将领分领。同时，大力扩充由宦官直接掌控的禁军力量。
其次，对于李晟提出的诸多战后善后及治国方略，德宗表面上嘉纳，实则多所保留。例如，李晟建议应趁战胜之威，诏谕河北诸镇，示以宽大，以期其归心。但德宗对藩镇的恨意与不信任已达顶点，对此议置之不理。
第三节：怀光覆灭
就在德宗还京，忙于封赏和内廷布局之时，盘踞河中的李怀光，其末日也正在临近。
李怀光自反叛后，内外交困。内部，其部落将领如牛名俊、阎晏等人，见其大势已去，且德宗已还京，天下大势渐明，纷纷心生异志。外部，德宗任命浑瑊为河中节度副大使，会同马燧、骆元光等军，进逼河中。
李怀光负隅顽抗，但军心离散。兴元元年（784年）八月，马燧率军攻拔绛州（今山西新绛），进逼李怀光老巢晋州（今山西临汾）。浑瑊、骆元光亦屡破其军。李怀光派其子李璀入朝请罪，德宗起初感念其奉天解围之功，欲赦免之，下诏许其不死。
然而，李怀光疑心重重，竟无归意。马燧看穿其色厉内荏，率军直逼河中府（蒲州）。建中二年（781年）十二月，在唐军强大压力下，李怀光内部终于崩溃。其部落将领牛名俊、阎晏等人，合谋刺杀李怀光及其子李璀，举城投降。
消息传至长安，德宗闻之，竟有几分怅然。他最终还是下诏，念其前功，赦免其妻王氏，并收葬李怀光尸体，允许其子李璀料理后事。但李怀光一脉的势力，就此烟消云散。河中之地的平定，标志着持续数年的“四王二帝”之乱的战火，终于完全熄灭。
第四节：陆贽秉政
大乱之后，百废待兴。德宗虽猜忌武将，但对真正有才干的文臣，还是给予了相当的信任。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翰林学士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博学宏词，尤擅骈文奏议。德宗即位之初，便以其才召为翰林学士，深见倚重。奉天、梁州流亡期间，朝廷诏书，十之八九出于陆贽之手。其文不仅辞藻丰富，更在于能洞察时弊，切中肯綮，论事说理，透彻非常，被誉为“经世之大文”。更重要的是，陆贽秉性刚直，敢于犯颜直谏。
天下渐定，德宗将陆贽擢升为中书舍人，仍兼翰林学士，参决机要，实际上扮演了内相的角色。陆贽也不负所托，殚精竭虑，辅佐德宗处理战后乱局。
他首先致力于革除财政弊政。针对两税法推行后出现的“量出制入”导致税额固化、地方加征等现象，他上呈着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详细剖析时弊，提出“量入为出”、减轻税额、整顿漕运、抑制兼并等一系列主张，虽因触及利益过广未能全盘施行，但其思想影响深远。
其次，他力主以诚信安抚藩镇。他认为，河北诸镇之所以跋扈难制，根源在于朝廷“威不足以制，德不足以怀”。他劝德宗“舍垢布公，推诚待物”，主动下罪己诏（兴元元年正月德宗罪己诏即主要出自陆贽之手），赦免李纳、田悦、王武俊等称王之罪，复其官爵，以期缓和他们与朝廷的对抗情绪。德宗起初虽不情愿，但在陆贽反复劝谏下，部分采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东方藩镇的紧张关系。
然而，陆贽的许多根本性改革建议，如削弱宦官权力、澄清吏治、限制土地兼并等，都因触及德宗自身底线或既得利益集团而搁浅。德宗欣赏陆贽的才华，却未必真心愿意推行其全部主张。
第五节：宦官暗涌
奉天之难，是德宗皇帝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为了唐代宦官势力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德宗最危难、最孤立无援的时刻，是窦文场、霍仙鸣等宦官率仅有的百余宦官扈从，不离不弃，护卫左右。这份“患难之情”，与李怀光等武将的“背叛”，形成了鲜明对比，极大地影响了德宗的心理。
德宗得出一个结论：外臣不可信，尤其是掌兵的外臣。唯有这些身处宫禁、命运与皇权死死捆绑在一起的宦官，才是真正可以依赖的“家奴”。
还京之后，德宗便开始着手实践这一认知。他首先大力扩充神策军，使其成为禁军绝对主力。接着，做出了一个改变中晚唐政治格局的决定：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
此举，正式确立了宦官对神策军的制度化、常态化领导。从此，神策军的最高指挥权，牢牢掌握在了宦官手中。神策军不仅担负护卫京师、戍守宫禁之责，其势力更延伸至京畿州县，乃至派出兵马戍守外镇，称为“神策行营”。宦官集团借此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权势获得了根本性的保障。
窦、霍二人，自恃功高，且掌控禁旅，逐渐开始干预朝政，招权纳贿。外庭官员欲求晋升，往往需走宦官门路。德宗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曾对左右言：“此辈（宦官）虽微，然皆朕之家奴，驱使如意，胜于外臣多矣。”
陆贽等正直朝臣对此忧心忡忡，多次进言，认为宦官典兵是心腹之患。但德宗均以“彼等皆朕腹心，勿复多言”为由拒绝。君臣之间，在此问题上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第六节：新的平衡
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德宗改元，取“贞观”“开元”之意，希望能开启一个新的治世。表面上，帝国确实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大规模的叛乱平息了，朝廷与河朔藩镇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心照不宣的平衡：朝廷不再试图武力削藩，默认其世袭特权；藩镇则在名义上尊奉朝廷，维持表面的臣属关系。
然而，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汹涌。
中央，宦官势力借由神策军迅速膨胀，开始侵蚀相权，败坏吏治。德宗本人，在经历巨大创伤后，性格变得更加内敛、多疑和固执。他早年励精图治的锐气逐渐消磨，转而热衷于敛财，将大量金帛存入琼林、大盈二库，充实私藏，这既是对流亡时期缺粮少饷恐惧的一种补偿，也反映了他对朝廷财政乃至外臣的不信任。
地方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然固化。魏博、成德、卢龙、淄青等镇，父子相袭，自置官吏，不输王赋。朝廷所能有效控制的，主要是东南八道及部分中原地区，帝国的统一已是形式大于实质。
而那位曾力挽狂澜的功臣李晟，在贞元三年（787年）被德宗以“吐蕃有意盟好，需重臣镇抚”为由，明升暗降，出任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实际上离开了权力中枢。虽尊荣依旧，但已难参朝政。一代名将，在辉煌的顶峰后，渐渐淡出帝国政治的舞台中心。
贞元之初，帝国仿佛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带着满身伤痕，步履蹒跚地走上了一条与盛唐截然不同的道路。宦官、藩镇、党争……这些困扰帝国的痼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的权力结构下，愈发根深蒂固。中兴的希望，在表面的平静中，正一点点地黯淡下去。
（第四十五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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