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朝会。
始皇谕旨：
“扶苏！”
“儿臣在！”
扶苏出列，心中隐隐不安。
“前番论道，百家之言，纷繁复杂。朕观之，确有可取之处，然亦多迂阔悖逆之论。
治国之道，贵在精要，岂容芜杂？”
“着尔为主，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奉常、博士仆射等九卿重臣为辅，主持编撰《大秦治要》！”
“收集天下所有书册典籍！”
无论官府藏书、私人收藏、学派秘传、六国旧档、民间着述……凡有文字者，尽数收缴，集中于咸阳宫秘府及指定官署！
敢有藏匿不交者，以违抗圣命论处，严惩不贷！”
“分门别类，详加审阅！”
设立庞大编撰机构，征调大量博士、儒生（尤其那些在论道中表现“活跃”者）、识文断字的官吏参与。
“甄别筛选，取其精华！
凡“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合乎秦法，彰显天威，稳固社稷”之内容，方可辑录入《大秦治要》。具体而言：
法家着作（尤其商鞅、韩非）、
记录秦历代功业之史书（秦记）、
农书（耕作技术）、
医书（疗伤治病）、
卜筮之书（预测吉凶）、
技术类（如墨家器械图谱、水利）等，视为“精华”。
“糟粕”定义（李斯后来《焚书奏议》的雏形已隐含）此）：
六国史书（非秦记者）——记录旧日荣光，煽动复国。
《诗》、
《书》
等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着作（除农、医、卜、法）——宣扬过时之道，非议朝政。
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语——传播异端思想。
“编撰成册，颁行天下！”
最终《大秦治要》将成为帝国唯一合法、
官方认可的“知识库”和治国指南，供官吏学习，教化万民。
公开理由：
“统一思想，去芜存菁，使天下黔首明法令、知稼穑、守本分，共享太平！”（冠冕堂皇）。
真实目的：
一是为焚书铺路： 将“禁书”范围通过“甄别”过程明确化、合法化。
收缴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销毁所有未被《大秦治要》收录的“糟粕”。
二是粉碎六国文化根基：彻底抹杀六国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通过销毁其史书、典籍）。使“秦”成为唯一合法的历史源流和国家象征。
三是钳制思想，消除杂音： 只允许符合秦帝国统治需求的“知识”存在，将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影响力连根拔起。
四是诱捕与甄别：*
强制收缴过程，是黑冰台顺藤摸瓜，追查私藏禁书者（往往是六国遗老、死硬儒生）的最佳时机。
参与编撰的博士儒生，其审阅态度和言论，也成为甄别“异己分子”（为坑儒准备名单）的绝佳场所。
五是消耗与掌控扶苏： 将扶苏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痛苦的位置，让他亲手参与这场针对他信奉之道的清洗。
消耗其精力，暴露其“软弱”（在始皇看来），并置于李斯等人的严密“协助”（实为监视和引导）之下。
诏令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帝国各郡县。地方官吏（尤其是法家酷吏）如狼似虎，带领兵卒、衙役，挨家挨户，甚至闯入贵族府邸、学派讲坛、民间书肆，强制收缴一切书简、帛书。
场面极其酷烈：哭嚎哀求者（视书如命的儒生、藏书家）、
暗中转移者（六国遗老、有识之士）、
趁机报复诬告者（邻里纠纷）……混乱与恐惧蔓延。
无数承载着智慧与历史的竹简帛书被粗暴地堆上牛车，运往咸阳。
黑冰台如影随形： 严密监控收缴过程，记录所有抗拒、藏匿行为及人员，顺藤摸瓜，深挖背后的“反秦网络”。
咸阳秘府：巨大的“屠宰场”与“甄别营”：
海量的书籍堆积如山，塞满了数个巨大的库房。空气中弥漫着竹木和尘土的气息。
以扶苏为名义上的总负责，实际操控权牢牢掌握在李斯及其亲信（如御史）手中。李斯制定了极其严苛的“审阅标准”，并安插了大量立场坚定的法家官吏和亲信博士进入编撰核心。
扶苏的痛苦与无力：
他试图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护一些“无害”的儒家经典和史书，强调其中“仁政”、“教化”的内容符合“利国利民”。
但在李斯及其爪牙的强硬态度和始皇的默许下，他的努力处处碰壁。
李斯等人断章取义，将儒家经典中任何涉及“分封”、
“仁政高于法令”、
“批评暴政”的内容都无限上纲上线，斥为“祸乱之源”、
“六国余毒”。
扶苏看着一本本承载着先贤智慧的典籍被粗暴地贴上“糟粕”的标签，丢入待焚的废料堆，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
他的优柔寡断和痛苦挣扎，都被李斯记录下来，作为其“不堪大任”、“心怀异志”的证据密报给始皇。
被征调来的博士和儒生，陷入巨大的恐惧和两难。认真审阅，意味着亲手将圣贤之书送入火坑；消极怠工或试图保护，立刻会被扣上“心存怨望”、“同情逆党”的帽子。
李斯安插的人时刻监视着他们的言行，诱导甚至逼迫他们说出对某些典籍或历史事件的“真实看法”。
任何对秦政的微词、对六国的同情、对儒家学说的坚持，都会被记录在案。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甄别营”，为即将到来的“坑儒”编制着死亡名单。
重点“关照”六国史籍与贵族谱牒： 所有标明属于某国（非秦）的史书、记载贵族世系的谱牒、记录旧日典章制度的文献，被列为头号清除目标，审阅过程极其粗暴，几乎片纸不留。
冯去疾等相对持重的大臣，内心或有不忍，深知此举过于酷烈，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但在始皇的意志和李斯的雷厉风行下，
他们选择了沉默和配合，只求做好分内“技术性”工作（如分类、登记），避免引火烧身。他们的沉默，无形中助长了这场浩劫。
在高压和血腥的筛选下，一部符合法家理念、服务于秦帝国统治的《大秦治要》终将编成。它将成为帝国思想控制的“丰碑”，也是文化浩劫的见证。
而与此同时，未被收录的、堆积如山的“糟粕”典籍，以及那份在“甄别”过程中产生的长长的“危险分子”名单，已经为不久之后震惊天下的“焚书坑儒”备好了充足的燃料和屠刀。这场“整理”运动，就是大清洗的直接前奏和准备工作。
强制收缴，彻底摧毁了他们赖以维系身份认同、传播复国思想的文化载体（史书、族谱、特定典籍）。黑冰台顺藤摸瓜的抓捕，更重创了他们的组织。
幸存者被迫转入更深的地下，依靠口耳相传，或彻底销毁所有文字痕迹。六国故地的文化根脉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天下士人，特别是儒家弟子，陷入巨大恐慌和悲愤。无数人选择藏匿、逃亡，或忍痛焚毁毕生珍藏的典籍。思想自由的火花被强行掐灭，文化发展陷入窒息性的寒冬。
一些在咸阳感到窒息甚至被列入“观察名单”的务实人才（如精通农事但因学派被牵连的农家学者、
擅长工艺但墨家身份敏感的匠人、
甚至少数不满暴政而心向仁政的失意儒生），在绝望中开始寻找出路。
公子欣在长安及秦岭山下欣家庄的“务实”事业（农业、工坊、相对宽松的环境），以及他此前表现出的仁厚（如安置老兵、走访流民），通过隐秘渠道（如蒙毅、老兵网络）传入这些人的耳中，吸引着他们如同飞蛾扑火般，悄然向西迁徙。
这为欣家庄带来了宝贵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使其在帝国的文化荒漠中，意外地获得了一线生机和智力储备。
主持这场运动，让扶苏在天下士林心中形象大损，被视为助纣为虐。他在朝堂上的无力感也暴露无遗，威望急剧下降。
他与始皇、李斯的矛盾公开化且无法调和。李斯集团对其的攻讦更加肆无忌惮。扶苏被置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他的仁慈理想与严酷现实的冲突，注定将以悲剧收场。
这场以“整理典籍”为名的运动，如同一场席卷帝国的思想瘟疫，在窒息文化、摧残士林、粉碎六国根基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各方势力的格局，并将公子欣的“世外桃源”——欣家庄，意外地推向了历史暗流中一个独特而微妙的位置。帝国的丧钟，在无声的焚书准备中，似乎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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