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日，流民屯上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博弈。
吴秀才和沈文舟轮番上阵，与那牛使者软磨硬泡。他们绝口不提拒绝归顺，而是反复强调流民屯“心向大顺”、“愿为北藩”的“忠诚”，以及独自面对东虏压力的“艰难”。
吴秀才引经据典，从春秋战国时的附庸国讲到汉唐的边镇，论述一个稳定的、忠诚的北方屏障对于新生政权的重要性。“使者明鉴，闯王胸怀天下，志在京师，岂能因边鄙一隅而分散精力？若我屯能在此牵制东虏巴彦部乃至更多虏骑，使其不得南下牧马，便是对大王基业最大之贡献！若强行调离，此地空虚，东虏长驱直入，则陕西北部门户洞开，岂非因小失大？”
沈文舟则更务实地摆出困难：“使者有所不知，我屯虽小胜巴彦，然自身亦伤亡惨重，粮秣军械匮乏，实无力远征。若大王能体谅下情，拨付些钱粮兵甲，助我屯稳固防务，则我屯将士必感念大王恩德，守土抗虏之心愈坚，方能更好为大王效力啊！” 这话里话外，既要钱要粮，又牢牢抓住“抗虏”这面大义旗帜。
牛使者起初还试图以势压人，但吴、沈二人态度谦恭，道理却寸步不让。他带来的护卫被“锐士营”的人“礼貌”地限制在固定区域，感受到的无形压力与日俱增。陆夜不收的人则暗中监视，发现这牛使者曾数次试图派人向外传递消息，但都被己方哨卡以“路途不靖，恐有东虏探马”为由“劝返”。
与此同时，流民屯内部备战的气氛并未松懈。火铳队的训练更加频繁，新兵操练的号子声震天响，工匠区的炉火日夜不息。林川甚至有意让牛使者“偶然”看到一队刚刚完成野外拉练、浑身杀气、装备着崭新兵器的“锐士营”士兵回营的场景。
软硬兼施之下，牛使者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这支“流民武装”绝非乌合之众，其首领林川更是意志坚定，难以操控。强行逼迫，很可能适得其反。而对方提出的“作为北面屏障”的说法，仔细想来，对新生的、急于稳定内部并东征北京的大顺政权而言，也并非全无价值。
第三天傍晚，牛使者再次与林川会面时，语气缓和了许多。
“林当家，贵屯之难处，本使已深有体会。然归顺新朝，乃大势所趋。”他斟酌着词句，“这样吧，这‘定北将军’之号，乃大王恩典，还望林当家莫要推辞，暂且领受，以示归附之心。至于钱粮调拨，以及驻防事宜……待本使回禀西安，由上官定夺，如何？在此期间，还望贵屯谨守地方，勿生事端。”
这显然是一个妥协方案。接受虚衔，保持实质独立，等待后续（很可能是拖延）。
林川知道见好就收，起身拱手：“既是大王恩典，林某不敢再辞。定北将军之号，林某愧领。我流民屯上下，必谨守北疆，绝不让东虏越雷池一步，以待王师！”
一场潜在的危机，暂时以流民屯的胜利而告终。他们保住了独立性和指挥权，仅仅用一个虚衔换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送走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的牛使者一行，流民屯上下都松了口气。
“总算把这尊瘟神送走了。”王老栓抹了把汗。
“不可大意。”杨把总提醒道，“闯军虽暂时无暇北顾，但其既已注意到我们，日后必有反复。且我屯接受其封号，在外人看来，便是打上了大顺的烙印，未来与明廷残余势力乃至其他义军打交道，恐生枝节。”
林川点头：“杨把总所言极是。此乃权宜之计。我等根基，在于自身实力与抗虏大义。传令下去，各部不可因暂时安定而松懈，练兵、积粮、铸器，一刻不能停！我们要让所有人明白，流民屯能屹立不倒，靠的不是任何人的旗号，而是我们手中的刀，墙头的铳，和身后这片用血汗浇灌的土地！”
历史的联动在此刻显得尤为微妙。流民屯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在明、顺、清三大势力夹缝中，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名义上归属大顺，实则独立自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抗真正的大敌——东虏——的准备之中。
然而，所有人都明白，这种脆弱的平衡不会持续太久。当李自成在北京城下与明军决战，当清军的多尔衮终于做出抉择，这片土地的真正考验，才会刚刚开始。
流民屯如同激流中的一块礁石，在周旋中暂时稳住了身形，但更大的风浪，正在远方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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