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邻镇，一家名为“迎宾”的老旧旅社里，水龙头滴着与时代脱节的慢节奏。
苏清徽没有开灯，笔记本电脑的微光映着她毫无波澜的脸。
她没有住在试验村，那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可能成为舞台上的观众。
在这里，她是唯一知道自己存在的导演。
屏幕上，是她从天序资本后台数据库调取出的川北片区三个月来所有的电子公示数据。
LEd屏上滚动的村务、财务条目，在后台呈现为一行行冰冷的代码和时间戳。
她指尖轻点，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所有合作社的财务公示页面，村民主动扫码查询的总次数，不足总访问量的百分之三。
而这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三里，超过八成Ip地址，与各村村干部的家庭宽带或手机热点高度重合。
这是一场左手倒右手的数字独白，一场演给上级、演给系统、唯独不演给村民的“透明”戏。
她的鼠标停在“公益收益分配”一栏。
五个不同的合作社，五个本应各有千秋的账目，在这一条目下，竟然如出一辙。
金额、用途、甚至连“项目款项”误写为“项目款项”的错别字，都完美复刻。
这不是懒政，是串谋。是一场精心伪装的合规演出。
苏清徽的眼神冷了下来。
她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外科医生看到病灶时的绝对冷静。
揭穿？
当场问责？
那只会割掉一颗肿瘤，却无法改变生成肿瘤的土壤。
她要做的是启动一场全身化疗。
她将所有异常数据打包，用三重加密协议封存，邮件附件发送往一个私密邮箱。
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
“陆沉，你写过《账本里的中国》，现在请你读一读它的假影。”
一千公里外的书房里，陆沉在凌晨一点零七分点开了邮件。
解密程序运行的三十秒里，他已经起身，从床底拖出一个半旧的帆布旅行包。
当屏幕上出现那五份一模一样的错别字账目时，他已将十本崭新的空白账册和一支笔杆褪色的红蓝双色笔塞进了包里。
没有回复邮件，没有打电话。
四个小时后，他的越野车在晨曦微露时，已经驶离城市，重返川北的群山。
他没有去任何一家村委会。
第一站，是山坳里的一所村小。
上午十点，正是《共生准则》里规定的“童生复核”时间。
孩子们清脆的朗读声回荡在教室里，复述着老师念出的本周收支简报。
“……修路专项补贴，三万两千元……”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突然举手，声音响亮：“老师，我们家门前那条到晒谷场的泥巴路，还没修。”
坐在教室后排角落的陆沉，在那本空白账册的第一页，用红色笔尖，重重地记下了这句话。
次日清晨，他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拦住了三位扛着锄头、刚做完社区卫生所免费晨检的老农。
他没提补贴，只递上烟，请他们凭记忆，说说上个月村里开销最大的三件事。
第一位老人说，是给合作社买化肥。
第二位老人想了半天，说是给村里装监控。
第三位老人挠着头，嘟囔着好像是给敬老院换了新电视。
三人的答案南辕北辙，但没有一人提及那笔足以在村里引起轰动的三万两千元“修路补贴”。
陆沉在那本账册的第二页，用蓝色笔尖，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同一时间，日内瓦湖畔的酒店套房里，艾米丽·赵刚刚结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的早餐会。
苏清徽的加密通报，她已在昨夜收到。
作为天序资本的全球首席策略官，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区域性的执行偏差，而是一个关乎“红伞模式”能否走向世界的根本性危机。
她没有向国内传递任何压力，而是启动了一项隐蔽的b计划。
通过天序资本旗下那家注册在冰岛、几乎从不活动的非营利环境与治理研究中心，她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提交了一份名为《低技术治理环境下的社会信任重建对比实验》的提案。
提案内容大胆而复古：申请在三个不同大洲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试点一种“无屏幕透明机制”——村社的财务与决策，完全摒弃电子设备，仅依靠固定时间的钟声召集、村中最年长者口头宣读、户主纸质联署签名与学龄儿童随机复核，构成监督的完整闭环。
提案很快获得初步批准。
艾米丽随即授意公关团队，将此消息“不经意地”透露给路透社的一名资深记者。
第二天，一篇评论文章出现在全球各大金融终端上，标题直指人心：
“当科技失效时，人类如何保持诚实？”
风暴的中心，上海。
丁元英坐在书房里，左耳的助听器安静地躺在桌上。
他翻阅着《共生准则》的第七版修订草案，目光在一条新增条款上停顿了数秒：“公示方式应充分尊重地方习惯，可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形式。”
他的思绪飘回了多年前在黔东南一个苗寨的夜晚。
那里没有LEd屏，没有App，只有寨老在熊熊燃烧的松明火把下，用古老的苗语低声吟唱着今年牛羊的归属、粮食的分配。
每一个在场的族人，无论老幼，都能听懂，都能记住，都能在第二天的劳作中复述出来。
那火光，那吟唱，就是他们的公司，他们的契约，他们的制度。
他缓缓起身，从书桌深处取出一张素雅的信纸，提起一支久未使用的钢笔，在纸上只写了三行字。
看得懂才是透明。
记得住才算公开。
传得下去才叫制度。
他将信纸折好，装入一个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署名，只在快递单上写下周慧兰的地址和电话，并特别注明：“请务必交由本人亲自签收。”
一周后，豫南某县。
全县合作社财务工作联席会议正在召开。
气氛有些焦灼。
县信息办的代表刚刚做完演示，提议统一采购“智慧村务公示终端”，全触屏、大数据、云同步，预算高达两百万。
掌声稀稀拉拉。台下，周慧兰一直沉默着。
就在表决即将开始时，一名邮政局的工作人员敲门进来，将一个快递信封交到她手上。
周慧兰当众拆开信封，抽出那张薄薄的信纸。
全场都安静下来，看着她。
她深吸一口气，将那三行字，一字一句，清晰地读了出来。
“看得懂才是透明。”
“记得住才算公开。”
“传得下去才叫制度。”
会场里，死一般的寂静。针落可闻。
半晌，后排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会计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从随身的帆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被摩挲得油亮的、用红布包裹的旧账本。
“我……我不懂什么大数据。”他解开红布，翻开泛黄的纸页，指着其中一页说，“我只记得，十年前，咱们第一笔五千块的扶贫互助金，是丁先生托人送来的。钱怎么花的，我记在这里。”
他把账本举起来，众人看到，在那笔五千元的记录后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太阳。
“那天出了大太阳，晒得人心里暖和。”老会计的声音带着哽咽，“这笔账，不用电，不用网，我们村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周慧兰的眼眶红了。
她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不大，却带着千钧之力：“我提议，暂停一切电子化升级项目。启动‘回溯记账’行动。”
她停顿了一下，一字一顿地说：“从今天起，全县所有合作社，重抄过去三年的总账。用毛笔，用最笨的办法，一笔一笔核对，一村一村校验。直到每一分钱，都能画出它自己的太阳。”
决议，全票通过。
而就在会议室的掌声响起的同一时刻，三辆悬挂着省城牌照的黑色轿车，已经悄无声息地驶入了县政府大院。
带队的，是省纪委专项巡查组。
他们手中掌握的，正是陆沉那几本用红蓝双色笔写满了笔记、画满了问号的匿名调查手记。
当天夜里，县合作社联社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周慧兰亲自坐镇，铺开第一本崭新的宣纸账册。
她挽起袖子，研好墨，提起毛笔，在账册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回溯记账”四个字。
她翻开原始凭证，深吸一口气，笔尖落下，从最近的日期开始，一笔一笔地往回追溯。
灯光下，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墨迹在纸上晕开，时间仿佛在倒流。
当笔锋写到属于二零一八年那个寒冷冬季的一笔支出时，她的手，忽然在半空中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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