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盛夏，中科大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像一片轻盈的羽毛，落在建军科技的办公桌上。林晓阳踮着脚够到信封，指尖刚碰到烫金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字样，就被林建军按住了肩膀。
“别急，念给大家听听。”林建军的声音里带着刻意压制的笑意，办公室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郑师傅捧着刚出锅的红烧肉，苏岚手里还攥着记账的算盘，连研发部的小张都捧着台笔记本电脑跑过来，说要“见证历史性时刻”。
十四岁的林晓阳拆开信封，清了清嗓子，用还带着变声期沙哑的嗓音念道：“林晓阳同学，你已被我校少年班录取，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方向）……”
话音未落，办公室就炸了锅。郑师傅的红烧肉差点扣在地上，苏岚一把抱住孙子，眼眶瞬间红了：“我们家阳阳出息了！跳过高中直接上大学，比你爸当年还厉害！”
林晓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校服领口还别着少先队的徽章，与这份“少年班”录取通知书形成奇妙的呼应。他看着爷爷，眼里闪着期待的光——三个月前，当他说“想试试少年班”时，林建军只说了句“自己的路自己走，但要想清楚：跳级不是捷径，是更陡的坡”。
现在，他真的做到了。
备考的日子像一场紧绷的马拉松。林晓阳白天在中学上完课，晚上就扎进林建军书房，啃完了高中三年的数理化教材。林卫国给他编了套“智能刷题系统”，把知识点拆成一个个闯关游戏，可少年班的选拔远超常规考试——不仅要考微积分、线性代数，还要做逻辑推理题，甚至有“如何用一根吸管测量教学楼高度”这类天马行空的题目。
“这题出得没道理。”林晓阳对着一道物理题皱眉头，题目要求用蜡烛和放大镜测算太阳温度，“现实中根本做不到。”
林建军端来一杯牛奶，指着窗外的梧桐树：“你爸小时候，我让他算树高，他用影子比例法；现在你觉得这题没道理，可它考的是思路——能不能把复杂问题拆成已知条件，这和搞AI建模是一个道理。”
少年似懂非懂地点头，在草稿纸上画起光路图。月光透过台灯，在他脸上投下专注的阴影，像极了三十年前的林卫国——那时他正趴在轧钢厂的旧书桌上，演算半导体的能带公式。
【叮！】
系统的提示音在林建军意识里轻响，带着少年成长的清脆：【检测到“家族科技传承加速”，林晓阳展现超常学习能力，符合“跨越式成长”特征。】
【奖励“未来AI发展趋势预判报告”：包含神经网络优化方向、自然语言处理突破点、AI伦理框架建议，适配少年班学习需求。】
报告里的“基于中文语境的预训练模型”让林建军眼前一亮——这正是当前AI研究的瓶颈，中文的语义复杂性远超英文，国外模型很难适配。他把这部分内容抄在笔记本上，在扉页写下：“给阳阳：技术要扎根土壤，AI也得懂中国话。”
面试那天，中科大的教授看着这个比同龄人矮半个头的少年，笑着问：“你觉得人工智能能取代人类吗？”
林晓阳攥紧手里的笔记本，那是他熬夜画的AI逻辑图：“不能。就像计算器再快，也替代不了数学家的思路；AI再聪明，也得听人的话，解决人的问题。”他举着例子，“比如我设计的‘方言翻译AI’，能把安徽话转成普通话，这比通用翻译更有用，因为它懂咱们的生活。”
教授们交换了个惊讶的眼神。这个年纪的孩子，大多沉迷技术酷炫，很少有人能想到“解决实际问题”。主考官提笔在评语上写下：“有技术天赋，更有落地意识，难得。”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全家在食堂摆了两桌。傻柱去世后，他的徒弟小周接了班，特意做了道“状元及第粥”，说“这是傻柱师傅教的，给考学的孩子讨个彩头”。林晓阳捧着粥碗，突然站起来，对着林建军和林卫国鞠躬：“谢谢爷爷和爸爸，你们教我的比课本上的多。”
“该谢你自己。”林建军给他夹了块排骨，“但记住，少年班不是光环，是责任。那里的同学都是天才，你得比别人更努力，还要记得——搞AI不光是写代码，得知道为啥而搞。”
开学前一晚，林建军把那本“AI趋势预判”交给孙子。泛黄的纸页上，他用红笔圈出“农业AI”章节：“你看，农村的病虫害识别、产量预测，这些都需要AI，但现在没人做。城里的技术再花哨，不如给农民解决真问题实在。”
林晓阳摸着爷爷的批注，突然明白为什么家里的手机要做“乡村版”，为什么爸爸的芯片非要国产化——技术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得接地气，得有用。他在笔记本上写下：“AI要懂算法，更要懂国情。”
九月的合肥，秋老虎还在发威。林建军送林晓阳去报到，少年班的宿舍楼前，满是比孩子还紧张的家长。一个戴眼镜的男孩抱着本《深度学习》啃得入迷，另一个女孩正用python写程序，连行李都没顾上 unpack。
“这氛围，跟你爸当年的清华物理系很像。”林建军帮孙子铺床，床板上还留着上届学生刻的公式，“但别被比下去，也别慌——咱们家的人，搞技术有股韧劲。”
林晓阳从包里掏出爷爷给的笔记本，放在枕边：“爷爷，我在面试时说要做‘懂中国话的AI’，教授说可以跟着他的课题组做。”他指着窗外的实验楼，“那里有超级计算机，我想试试把方言数据灌进去，看看效果。”
看着孙子眼里的光，林建军突然想起1977年送林卫国去清华的情景。那时是自行车驮着行李，路坑坑洼洼；现在是轿车送到校门口，校园里都是电脑。时代变了，但那股子“想把技术做好”的劲头，一点没变。
【叮！】
系统提示音带着传承接力的厚重：【“林晓阳进入少年班”标志家族科技传承第三阶段启动，进度提升至98%。】
【奖励“跨代技术交流机制”：包含少年班与建军科技联合实验室方案，助力理论与实践结合。】
林建军把方案递给同行的林卫国：“你安排下，让研发部和阳阳的课题组对接，把咱们的农村大数据给他们用。AI光靠算法不行，得有真实场景喂数据。”
林卫国点头，看着儿子在宿舍里和新同学讨论问题，声音不大却条理清晰，忍不住对林建军说：“爸，您当年说‘技术要传三代’，现在真的快实现了。”
“还没到时候。”林建军望着少年班的教学楼，阳光在玻璃幕墙上折射出七彩的光，“等阳阳做出真正能帮到人的AI，才算接上这根接力棒。”
离开合肥时，林晓阳追出来，塞给爷爷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图，每个节点都标着字：“爷爷（基础）→爸爸（突破）→我（应用）”，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保证完成任务！”
林建军把纸条揣进怀里，像揣着块滚烫的烙铁。车窗外，少年班的牌子越来越小，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那不仅是一所学校，是希望，是一个家族用三代人时间铺就的路，从轧钢厂的机床到半导体芯片，再到人工智能，每一步都踩在“科技报国”的初心上。
年底，林晓阳寄来一封信，附带着他的第一个AI项目报告——“基于图像识别的小麦病虫害诊断系统”，用的是建军科技收集的农村田间数据，识别准确率达到89%。信里说：“教授说这个项目可以申请专利，我想把它捐给农业部门，让农民能用得上。”
林建军把报告贴在办公室的荣誉墙上，旁边是“建军1号”手机的主板、第一块国产光刻胶的样品，还有林卫国当选院士时的照片。这面墙，像一部浓缩的家族科技史，记录着从“跟跑”到“并跑”的每一步。
苏岚进来送茶，看着照片里的三个男人——林建军在轧钢厂的老照片，林卫国在斯坦福的留影，林晓阳在少年班的合影，突然笑了：“你看这爷孙仨，眼睛里的光都一样。”
林建军端起茶杯，热气模糊了眼镜片。他知道，传承不是简单的技术传递，是把“踏实做事、为国为民”的根扎进下一代心里。林晓阳在少年班的书桌前写下的每一行代码，都连着三十年前他在煤棚里画的图纸，连着二十年前林卫国在斯坦福实验室的演算，这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窗外的中关村，1999年的跨年钟声即将敲响。林建军看着研发中心亮至深夜的灯光，那里，林卫国团队正在调试用于量子通信的芯片；千里之外的合肥，林晓阳的电脑屏幕上，AI模型正一点点学会“读懂”中国的土地。
他想起系统提示的“98%传承进度”，剩下的2%，或许就藏在少年班的晨读声里，藏在实验室的键盘敲击声中，藏在那句“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里。而这条路，还很长，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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