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迪钠对永乐帝的两次北征给出了总体评价。
“回顾永乐七年和十二年的两次亲征，”朱迪钠以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他首先肯定了“得”的一面：“这两场战役的直接成果是显着的。第一次北征，在斡难河与飞云壑重创了当时最为嚣张的鞑靼部，打得本雅失里仅以身免，阿鲁台暂时臣服。第二次北征，在忽兰忽失温凭借神机营的威力，沉重打击了新兴的瓦剌主力，迫使马哈木远遁。这两记重拳，极大地震慑了蒙古诸部，为大明赢得了宝贵的边境安宁期，也巩固了永乐朝的北方防线，其积极意义不容否认。”
然而，朱迪钠随即话锋一转，指出了“失”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明朝，或者说永乐皇帝面临的局限性。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战术胜利，但大明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时间，或者说缺乏那种不顾一切的冒险精神，去深入漠北的腹地，彻底搜索并歼灭鞑靼或瓦剌的有生力量。每一次，都只能是‘打完就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画面中，明军凯旋的背影与广袤无垠、很快又被新的游牧部落填充的草原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朱迪钠分析道，“第一次北征，我们重创了鞑靼，结果怎么样？西边的瓦剌趁机坐大，成为了新的、更强大的威胁。于是我们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北征去打击瓦剌。而第二次北征重创了瓦剌之后，之前那个被迫臣服的老对手——鞑靼太师阿鲁台，看到了机会，他又重新崛起了！”
Id名为【咸鱼不想翻身】的网友插言道：“这不就跟打地鼠一样嘛？按下一个，另一个又冒出来了。”
朱迪钠对网友的比喻表示赞同，并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类比：“更糟糕的是，这个重新崛起的阿鲁台，非常狡猾。他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司马懿，通过前两次交锋，他敏锐地找到了永乐皇帝和明军的‘命门’——那就是庞大的后勤压力和皇帝无法长期远离政治中心的现实。”
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历史的悲情：“于是，在接下来的第三次、第四次，乃至第五次北征中，我们将会看到，形势发生了逆转。永乐大帝朱棣，仿佛变成了六出祁山的诸葛亮，而阿鲁台则扮演起了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司马懿。明军每一次都劳师远征，寻找决战；而阿鲁台则利用草原的广阔纵深，避其锋芒，不断后撤，消耗明军的锐气和粮草。”
“结果是，”朱迪钠沉痛地说，“尽管在后续的北征中，朱棣在战术上依然能取得胜利，甚至多次击溃阿鲁台部，但他再也无法取得如第一次那般决定性的战果。庞大的帝国财力物力被持续消耗在茫茫草原上，而年事已高的皇帝本人，也最终在这条仿佛没有尽头的征途中，耗尽了他的精力与生命。”
他最后总结：“这或许就是永乐北征最大的悲剧性所在：他赢得了无数场战斗，却未能赢得整个战争；他暂时压制了边患，却为此付出了帝国巨大的财富和皇帝本人的生命。战略上的困境，最终拖垮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
天幕下的朱元璋，听着这番关于战略消耗与帝王宿命的剖析，脸色无比凝重。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维持庞大军队远征的后勤压力是何等恐怖。他似乎已经预见到，未来他的儿子，将陷入一种何等无奈而又必须坚持的征战循环之中。而马皇后则轻轻握住了丈夫的手，眼中充满了对后世子孙那份艰辛与执拗的心疼。
天幕上，随着朱迪钠对永乐北征战略困境的剖析，网友们也将讨论提升到了更宏观的层面。
Id名为【阳台种菜人】的网友首先抛出了一个观点：“说到底，中原王朝和草原游牧势力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农耕文明依赖土地，精耕细作，建立城池；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机动性强。想用农耕文明的方式去彻底消灭游牧文明，就像想让鱼离开水生活一样，从根本上就行不通，这是农耕文明的先天弱点。”
这时，Id【奶茶鉴定师】提出了一个看似可行的想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大量向草原移民，同化他们，把草原也变成农田和城池呢？”
这个想法立刻遭到了Id【拖延症晚期】的反驳：“太天真了！你以为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们很多本身就是从农耕区因为各种原因迁徙过去，逐渐适应了草原生活形成的。孔夫子早就说过：‘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此处为网友化用，非原文）环境塑造人！你把中原百姓迁到草原，几代人下来，不会种地了，只会放牧骑马了，到时候他们就成了新的游牧民族，反过来威胁中原！在机关枪、坦克这些能彻底改变力量对比的武器发明之前，任何想一劳永逸‘消灭’游牧民族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就在讨论似乎陷入僵局时，Id【咸鱼不想翻身】的网友提到了一个后来的王朝：“其实吧，后来清朝对付蒙古人的办法就挺有一套的，虽然他们是异族入主，但策略确实有效。”
这条评论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尤其是天幕下的朱元璋和徐达、冯胜、蓝玉等将领，全都竖起了耳朵，凝神细听。他们毕生都在与北元势力缠斗，自然对任何可能“解除蒙古威胁”的方略极度关心。
【咸鱼不想翻身】继续解释道：“清朝的策略是多管齐下。首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威慑和打击，这是基础，拳头不硬说什么都没用。其次，他们非常善于利用蒙古内部矛盾，采取‘扶此抑彼’、‘以蒙制蒙’的策略，拉拢一部分蒙古王公，授予他们高官厚禄，让他们去打另一部分不听话的，自己坐收渔利。”
他顿了顿，说出了最关键的一点：“而最重要，也最厉害的一招，是在草原上大力推广藏传佛教（喇嘛教），尤其是黄教。他们鼓励甚至强制大量的蒙古男子出家为僧。出家了就不能结婚生子，也不能打仗了。这一招看似温和，实则从根本上缓慢地削弱了蒙古的人口基础和尚武精神，比十万大军还管用。再加上联姻、盟旗制度等一套组合拳，才算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上千年的北方边患。”
天幕下，奉天殿前一片寂静。朱元璋眼中精光闪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座扶手。徐达、冯胜等人也是面露惊异，若有所思。
“以蒙制蒙……推广佛教……”朱元璋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关键词。作为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他瞬间就明白了这其中蕴含的深远权谋和杀伤力。军事打击配合内部瓦解，再加上从精神和人口根源上进行慢性削弱，这确实是一套他从未想过，但听起来却极为狠辣有效的长远之策。
徐达沉吟道：“若真能如此分化拉拢，使其内部相攻，我大明确实可省却无数远征之力，而坐观其弊。”
蓝玉则对“推广佛教”这一招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却又不得不承认其潜在的影响：“让蒙古人都去当和尚？这……这法子倒是刁钻！”
天空中的幕布，将后世王朝的智慧结晶展现在了洪武君臣面前，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思路之窗。虽然时代不同，具体策略未必能完全照搬，但这种超越单纯军事征伐的、综合性的战略思维，无疑给正在为北方边患苦苦寻求根本解决之道的朱元璋和他的将领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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