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消息如同平地惊雷，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也暂时冰封了所有个人的恩怨与纠葛。连续几天，街头巷尾、茶馆饭店、报馆商行，所有人都在热烈而焦虑地讨论着这件惊天大事，猜测着局势的走向，担忧着国家的前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安。
陆震云坐镇陆公馆，电话铃声几乎未曾断过。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渠道，打探着来自南京、西安乃至北方的任何一点风声。码头上的货物进出受到了微妙的影响，一些北方的航线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迹象，物价也有了细微的波动。他敏锐地嗅到了潜在的风险，眉头终日紧锁，处理公务时也更加冷硬果断，但眼底深处，是对时局深深的忧虑。小七带来的关于顾清翰的消息，像一根细小的刺，埋在他心底，但在滔天的时局巨浪面前，暂时被压了下去。
顾清翰在学校里，同样心绪难平。课堂上的讲授时常被学生们关于时局的提问打断，他尽可能客观地分析，但心中的焦灼丝毫不亚于任何人。他密切关注着报纸上的每一篇报道，收听收音机里每一条模糊的新闻，试图从纷乱的信息中拼凑出真相，判断未来的方向。个人的委屈和隔阂，在国家命运的巨大悬念面前，似乎也被冲淡了许多。
这天下午，天色依旧阴沉。位于法租界边缘的一家颇有名气的报馆门口，新贴出的号外和各地报纸前，照例围满了焦急等待最新消息的人群。油墨未干的报纸刚贴上玻璃报栏，就被无数道急切的目光扫描着，人们低声交换着看法，脸上写满凝重。
陆震云刚从附近与一位消息灵通的航运老板会面出来，试图获取更多关于北方运输线的情况。他的汽车停在街角，他习惯性地步行到报馆前，想亲自看看最新张贴的新闻。他穿着深色的长大衣，领子竖起，面容冷峻，目光锐利地扫过报栏上那些加大加粗的标题。
几乎就在同时，顾清翰也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他是下课后来买几份不同立场的报纸，想进行对比研究。他穿着灰色的长衫，围着素色围巾，脸上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专注和忧虑，仔细地阅读着报栏上的文字。
两人几乎同时看到了对方。
脚步同时顿住。
空气有瞬间的凝滞。冷战数日后的第一次不期而遇，在这样一个充满时代焦灼感的背景下，显得有些突兀，又有些必然。
陆震云的目光从报纸移到顾清翰脸上，看到他清减了些的面庞和眼下的淡青，眉头几不可见地蹙了一下。顾清翰也看到了陆震云，对方冷硬的线条和眼底深藏的疲惫，让他心头莫名一紧。
周围的议论声嗡嗡作响，都在谈论着西安、南京、抗日、内战……这些沉重的词汇。
短暂的沉默和尴尬后，是陆震云先开了口。他的声音比平时低沉些，打破了僵局，话题直接跳过了所有个人恩怨，指向了眼前共同关注的焦点：“《申报》说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大公报》则呼吁政治协商……局势很不明朗。”
顾清翰微微一怔，随即也收敛了所有私人情绪，顺着他的话，将目光转回报栏，语气凝重地接道：“英美方面的报纸似乎更倾向于和平解决，担心日本趁机渔利。但无论哪种方式，都风险极大。”他的声音清晰而冷静，带着分析问题的惯有理性。
两人隔着半米左右的距离，并排站在报栏前，目光都落在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文字上，仿佛又回到了之前偶尔讨论时局的那种状态，只是中间还隔着一层未散的薄冰。
“张学良和杨虎城……”陆震云沉吟道，目光锐利，“兵谏是豪赌。成了，是民族英雄；败了，就是千古罪人。如今主动权似乎不在他们手里，也不在南京手里了。”他站在商人的角度，习惯性地评估着风险和筹码。
顾清翰轻轻摇头，叹息一声：“关键是民心。民众厌战已久，渴望一致对外。但内部积怨太深，绝非一次兵谏所能化解。只怕处理不当，真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耗，那才是亲者痛，仇者快。”他的视角更偏向于思想和民众层面。
他们简短地交换着看法，语气都保持着克制和客观，专注于事件本身。那些横亘在两人之间的争吵和伤害，在此刻仿佛被更宏大的叙事暂时遮盖了。共同的忧虑，无形中拉近了被冷战推开的距离。
周围的人群换了一拨又一拨，报童又贴上了新的号外，引起一阵新的骚动和议论。
在一片关于国家前途的喧嚣声中，陆震云忽然转过头，目光落在顾清翰的侧脸上。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犹豫了片刻，然后用一种略显生硬、甚至有些突兀的语气，低声问了一句与眼前时局似乎毫不相干的话：
“…你还好吗？”
这句话问得很轻，几乎被周围的嘈杂淹没，但顾清翰却清晰地听到了。他正在分析时局的话语顿住，身体几不可察地微微一僵。
他缓缓转过头，对上陆震云的目光。那目光深处，除了未散的冷硬和疲惫，还有一丝极难察觉的、别别扭扭的关切。
沉默了几秒钟。
所有的争执、伤害、委屈和冷战，在这句生硬的问候面前，似乎都变得复杂难言。
最终，顾清翰没有回答“好”或“不好”，他只是看着陆震云，非常轻地、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动作很轻，却仿佛有千钧重。
陆震云看到了这个点头，紧绷的下颌线似乎柔和了极其细微的一丝。他没有再说什么，重新将目光投回报栏，仿佛刚才那句问话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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