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所在的区域，依旧忙碌喧嚣，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深切的疲惫和挥之不去的忧虑。
顾清翰坐在国际新闻处那间依旧简陋的办公室里，窗外是灰蒙蒙的江景。桌上堆着的待译电文和待拟稿件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他的工作卓有成效，经他手发出的通讯稿越来越多地被外国报刊引用，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争取着宝贵的声援。但他眉宇间的凝重，却并未因此减轻分毫。
一些通过特殊渠道、辗转多时、往往语焉不详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从沦陷区传来。这些消息破碎、模糊，却像一根根尖锐的刺，扎在他的心上。它们提到上海，提到租界那座孤岛上，一个代号“判官”的神秘人物，神出鬼没，专事锄奸，袭击日伪目标，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描述虽简略，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果决狠辣和其对上海的熟悉程度，让顾清翰几乎可以肯定——那是陆震云！
一股强烈的、混杂着巨大骄傲和更深担忧的情绪，瞬间攫住了他。骄傲，是因为那个人在如此绝境中，依然如同淬火的利刃，在敌人心脏地带坚持战斗，成了沦陷区民众暗中传颂的英雄。担忧，是因为这赫赫声名之下，是肉眼可见的、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危险！日本人和76号的特务，绝不会放过他！每一条关于“判官”成功的消息传来，都意味着陆震云头顶的绞索又收紧了一分！
这种明知挚爱之人身处极度险境，却相隔千里、无能为力的煎熬，日夜啃噬着顾清翰。他常常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梦中是上海的血火，是陆震云伤痕累累、被追捕的身影。醒来后，冷汗浸透衣衫，只有胸前那枚翡翠观音冰冷的触感，带来一丝虚妄的安慰。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那个极其冒险的举动——在夜深人静、经过周密判断相对安全的短暂时刻，启用那台秘密保管的、功率不大的电台，调到记忆中那个战前约定的、几乎不可能被第三方破解的私人频率，然后，用简单的摩尔斯码，一遍又一遍地，发送那个单一的、重若千钧的字：“安”。
他知道这很危险。重庆也并非铁板一块，日伪的间谍活动猖獗，电讯监测同样存在。每一次按下电键，都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带来杀身之祸。他也知道，在浩瀚的电波海洋中，在对方同样需要极度隐蔽、电台可能长期静默的情况下，自己发出的信号，大概率如同投入深海的石子，激不起任何回响。
但他依旧固执地这样做。仿佛这个简单的动作，是他与那个血火孤岛之间，唯一的、脆弱的纽带。他必须让陆震云知道，他还活着，他在重庆，他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后方，思念着他，等待着他。这或许，是能给予远方那个人，在绝境中坚持下去的、唯一一点微弱的星光。
这天傍晚，顾清翰刚结束与一位美国记者的会谈，疲惫地回到办公室，正准备整理谈话纪要。白曼琳敲门走了进来。她如今是中央社的顶梁柱之一，跑前线，写战报，风采更胜往昔，但眼神中也多了几分沧桑和锐利。
她关上门，走到顾清翰桌前，没有寒暄，直接压低声音，语气严肃：“清翰，我听说……你最近在用私人电台？”
顾清翰心里咯噔一下，抬起头，没有否认，只是沉默地看着她。
白曼琳的眉头紧紧皱起，眼中满是担忧和不赞同：“你太冒险了！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你想过没有？76号那帮人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电讯侦测技术很厉害，而且无孔不入！万一被他们捕捉到信号定位，不只是你，整个新闻处可能都会受牵连！”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后怕：“我在上海见识过他们的手段，为了抓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不能因为……因为个人感情，就置大局于不顾！”
顾清翰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粗糙的边缘。他理解白曼琳的担心，也明白她的话句句在理。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巨大。
片刻沉默后，他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暮色中迷蒙的山城轮廓，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动摇的坚定：
“曼琳，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危险。”
他顿了顿，目光似乎穿透了重重雾霭，望向了遥远的东方，轻声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
“但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活着。我在等他。”
话语很轻，却重如泰山。里面包含的，是超越生死的牵挂，是战火中无法被磨灭的深情，也是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
白曼琳看着他清瘦而坚定的侧影，到了嘴边的劝说话语，终究化作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她明白，有些东西，是无法用理智和危险来衡量的。
办公室里陷入沉寂，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声和江轮的汽笛。顾清翰重新低下头，拿起笔，继续他的工作。只是那握笔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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