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小伟致力于巩固北疆、发展科技与商业的同时，中原的局势以惊人的速度恶化。
闯王李自成，在接连攻陷洛阳、南阳等重镇，席卷河南大部后，携百万之众（实则能战之兵约二十万，其余多为裹挟的流民），如同一股毁灭性的洪流，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将中原腹地的核心、河南省城——开封，团团包围！
开封城高池深，城内守军加上临时征调的壮丁，尚有数万之众，周王朱恭枵及河南巡抚高名衡等人督众死守，一时难以攻破。但李自成势大，采取长期围困之策，挖掘壕沟，构筑土城，断绝内外联系，意图将开封活活困死。
开封若失，不仅意味着河南全境尽陷，流寇兵锋便可直指京畿门户，北上可威胁北京，东进可席卷南直隶（明朝陪都南京所在），大明的半壁江山将彻底震动！
告急！告急！告急！
开封的求援信使，冒死冲出重围，将血书送至北京。崇祯皇帝览奏，惊得面无人色，朝堂之上更是乱成一团。
“陛下！开封乃中原腹心，万不可失！需立刻发大军救援！”
“各地精锐皆在防虏，或已葬送流寇之手，何处还有兵可调？”
“可令左良玉、虎大威等部速速驰援！”
“左良玉骄横，逡巡不前！虎大威兵少，恐难济事！”
“难道要调关宁铁骑？那辽东谁来守？”
争吵，推诿，绝望的气氛弥漫朝堂。崇祯看着下面一群束手无策的大臣，心急如焚，却又感到深深的无力。他发现，偌大的一个帝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竟然找不出一支可以依赖的、能战的救火队！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封来自宣大总督王承渊的八百里加急密奏，送到了崇祯的御案上。
崇祯几乎是颤抖着打开这封密奏。奏疏中，王小伟首先详细汇报了宣大防务稳固，皇太极近期无力南顾的情况，然后笔锋一转，以极其沉痛和恳切的语气写道：
“……臣闻闯逆猖獗，围困开封，中原震动，社稷危殆，五内俱焚，寝食难安！陛下忧劳，臣恨不能飞渡关山，为君分忧！”
“然臣受陛下重托，镇守北门，职责所在，不敢须臾离防。然今北虏暂息，而腹心之患急于燃眉。开封若失，天下板荡，北疆虽安，亦难独存！”
“臣，斗胆泣血上奏！恳请陛下允臣，精选宣大悍卒两万，携新式火器，南下河南，汇合诸路官军，以解开封之围，剿灭闯逆！”
“臣深知擅离防地，乃武将大忌。然国难当头，岂能拘泥常理？臣愿立军令状，若不能破贼解围，甘受军法处置！若陛下允准，臣当星夜兼程，奔赴国难！一切罪责，由臣一身担之！”
这封密奏，情词恳切，有理有据，既表明了忠君爱国之心，又展现了强大的自信和担当，更重要的是，他主动提出了“立军令状”，将所有的政治风险一肩扛下！
崇祯皇帝看完这封密奏，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他既为终于有一员大将愿意并且有能力站出来解决这场危机而感到一丝欣慰和希望，但同时，内心深处那根关于“权臣”、“藩镇”的敏感神经又被狠狠触动。
王承渊要离开他的根本之地宣大，南下中原？还要带走两万最精锐的部队？这……是真心为国，还是另有所图？他若是击败了流寇，携大功而威震天下，届时……谁能制衡？
朝堂之上，针对王小伟的这份请战奏疏，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以薛国观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陛下！王承渊狼子野心，此举名为救驾，实则为脱离朝廷掌控，图谋中原！其兵锋之利，陛下岂不知？若其击败流寇，盘踞中原，与宣大互为犄角，则天下谁还能制？此乃放虎归山，驱狼吞虎之计！万不可准！”
而另一派，包括一些意识到亡国在即的官员，则力主同意：“陛下！开封危在旦夕！若无强援，必陷无疑！届时流寇势大，直逼京师，悔之晚矣！王督师忠心为国，屡立奇功，乃当今唯一可依仗之良将！此时不用，更待何时？至于其权柄过重……可派重臣监军，加以制衡，待解围之后，再令其返回宣大便是！”
崇祯皇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和挣扎之中。一边是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一边是对权臣坐大的深深恐惧。这个决定，无比艰难。
而远在大同的王小伟，在发出密奏之后，便已开始秘密进行南下的各项准备。他笃定，面对开封陷落、中原崩坏的巨大压力，崇祯皇帝最终，只能选择依靠他这把最锋利的刀！
他知道，南下的道路绝不会平坦，不仅要面对百万流寇，还要应对来自朝廷的猜忌、地方势力的掣肘，以及潜在的、来自关外皇太极的威胁。但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将势力深入帝国腹地，攫取更大权力和影响力的天赐良机！
龙旗与刀剑，即将指向南方。一场决定大明国运，也决定王小伟自身命运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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