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语建构的历史溯源：从原始巫术到伦理哲学
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遗址中，玉琮等礼器与日用陶器的分野已揭示出早期人类对价值秩序的初步建构。良渚文化的玉琮以 天圆地方 的形制沟通神俗两界，其象征的精神价值远超实用功能，恰似后世 仁义值千金 的隐喻 —— 当原始先民将玉器从普通石器中剥离，赋予其通神的神圣性时，已在无意识中完成了 精神价值超越物质价值 的认知革命。这种价值排序在商周甲骨文中得到文字学印证： 字从
从 ，以祭祀用的羊象征超越个体的神圣价值，而
字最早写作 ，从
从 ，暗示金属货币的工具属性。
《周易?系辞》崇高莫大乎富贵 与 圣人之大宝曰位 的论断，看似肯定物质价值，实则隐含着 以位守义 的价值秩序。这种义利观在《尚书?洪范》 中具体化：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粮食（食）与货币（货）虽居前两位，却需通过祭祀（祀）、伦理（司徒）、法律（司寇）等精神性制度加以统摄，形成 以义制利 的早期治理哲学。春秋时期的管仲虽提出 仓廪实而知礼节，却在《管子?牧民》中强调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将物质基础与精神价值置于动态平衡的系统中。
儒家学派则完成了义利之辨的哲学建构。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人格类型划分确立价值等级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
字出现 11 次，多与
对举，而
字出现 24 次，常与
礼 联动，形成 仁 — 义 — 礼 的价值链条。孟子见梁惠王时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的论断，看似极端，实则是对战国时期 上下交征利 社会危机的矫枉过正。这种话语策略在《孟子》文本中形成 义 的语义霸权，却为后世留下 义利对立
的诠释空间。
二、伦理实践的多维镜像：从士大夫精神到市井伦理
汉代以降，义利之辨 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试金石。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朱家、郭解等
立传，其 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的描述，构建了民间社会的侠义伦理范式。这种伦理在唐代传奇中演变为《红线传》《聂隐娘》的形象，将
的内涵从江湖救急拓展到家国责任。值得关注的是，唐代长安西市的
作为早期金融机构，既经营货币借贷，又设立
赈灾，体现了商业资本与伦理责任的制度性融合。
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哲学化重构，深刻影响了近世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出 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将义利之辨提升到 天理 — 人欲 的本体论高度。这种二元对立在王阳明 心即理 的命题中得到调和：《传习录》记载王阳明处理南赣匪患时，既推行 十家牌法 强化基层治理（利），又兴办
传播礼教（义），展现了 义利统一 的实践智慧。晚明思想家李贽在《焚书?答耿中丞》中批判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的虚伪性，提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试图在物质欲望中重建义的根基，预示着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
市井文化中的义利叙事呈现出多元面相。《水浒传》智取生辰纲 的情节中，晁盖等人打着 替天行道 旗号劫取不义之财，将
解构为江湖道德对官方秩序的替代性正义。这种叙事在《三言二拍》中演变为 施润泽滩阙遇友 的故事：小商人施复拾金不昧（义），最终获得商业成功（利），构建了 以义致利 的市民伦理。清代晋商创设的
制度，其 忠信为本 的经营理念与 汇通天下 的商业目标相互支撑，在平遥日升昌票号的楹联 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 中，义利之辨转化为商业伦理的实践智慧。
三、现代性冲击下的价值解构与重构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传统义利观遭遇空前挑战。严复翻译《国富论》时，刻意用
译 justice，试图在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寻找与传统义利观的对话接口。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提出 合公私之德而无所偏，将西方个人主义与儒家
的概念嫁接，开启了义利观的现代诠释路径。值得关注的是，张謇等近代实业家践行 棉铁主义（利）的同时，创办南通博物苑、师范学校（义），创造了 实业救国 的义利统一范式。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义利之辨被纳入阶级话语体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道德理想，将
升华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价值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 学雷锋 运动中具象化，形成独特的道德实践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政策导向引发新的义利之思。1987 年 全国十大杰出企业家 评选中，马胜利等改革者既追求企业效益（利），又强调 承包为本，信誉是金（义），标志着传统义利观在现代商业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
当代社会的物质主义浪潮，使 钱财如粪土 的古训面临解构危机。大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额从 2000 年的 20 亿美元激增至 2023 年的 630 亿美元，折射出部分群体的价值排序失衡。但与此同时，希望工程 蚂蚁森林 等现代公益模式的兴起，又展现出新型义利观的生长：互联网平台将个体消费行为（利）转化为公益捐赠（义），实现了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数字化融合。这种转变在杭州 城市大脑
的智慧治理中尤为显着：通过交通数据优化（利）节省的社会成本，被用于老年人智能设备培训（义），构建了技术时代的义利共生范式。
四、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对话：从文明冲突到伦理共识
在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 的语境下，传统义利观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伦理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2013 年启动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在哈萨克斯坦扎纳塔斯风电场项目中，中企不仅投资建设电站（利），还捐建当地医院、学校（义），实践着 义利并举，以义为先 的新型国际合作理念。这种理念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中升华为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的全球伦理，将中国传统义利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比较伦理学的视角揭示出义利之辨的人类共性。与儒家 义以为上 形成跨文明呼应的是，印度《薄伽梵歌》提出 无欲而有为 的业力伦理，强调行动本身的道德价值超越功利计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 工具善 与 目的善，认为幸福（eudaimonia）作为最高目的善，需通过德性（arete）的实践达成。这些不同文明的价值思考，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2024 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 义利共享基金 机制，将跨国企业的利润分成（利）与发展中国家疫苗普及（义）绑定，创造了全球化时代的义利统一新范式。
站在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的文明新起点，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的古老智慧获得了新的诠释维度。当区块链技术实现公益捐赠的全程溯源（利的透明化），当 chatGpt 被用于伦理困境的辅助决策（义的技术化），人类正在创造超越传统义利二分的认知工具。但正如阿西莫夫 机器人三定律 所揭示的，技术理性永远需要伦理价值的引领 —— 这恰是传统义利之辨在数字时代的终极启示：物质财富的积累（利）如同土壤中的养分，唯有通过伦理价值（义）的光合作用，才能生长出文明的参天大树。这种对义利关系的生态化理解，或许正是破解现代性困境的关键密钥 —— 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抉择，而是如《周易?系辞》所言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动态平衡，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运动中，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从良渚玉琮到数字人民币，从儒家讲堂到元宇宙伦理实验室，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的千年低语，始终在提醒人类：真正的财富，是让每个灵魂都能在义的阳光下自由生长；真正的文明，是让物质的溪流永远奔涌在伦理的河道之中。这种对价值秩序的永恒追求，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原乡。当我们在人工智能的清晨回望历史，会发现那些在黄土中闪耀的玉琮，那些在典籍中燃烧的
字，早已为我们照亮了通往未来的道路 —— 一条让钱财成为文明基石，让仁义成为星空坐标的永恒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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